在古代社會，聖旨是皇帝意志的直接展現，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法律效力。它不僅是皇帝下達指令、頒布法律、任免官員的重要工具，更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漢武帝時期據說有一位官員打算僞造漢武帝的聖旨，結果他隻寫了一個字，就被發現并處以重刑。
聖旨不僅僅是一紙檔案，更是皇帝的意志和權威的象征，即使是一點點失誤也不能輕易忽視。僞造聖旨的行為不僅是對皇帝的亵渎，還是是對天地之道的不敬，是要被誅九族的存在。
但自古富貴險中求，為何曆史上鮮有莽夫因聖旨造假而“名垂青史”呢？
其實，聖旨不是無人敢造，而是無人會造。首先，聖旨的材料十分特殊，其中軸材料是根據官員品級而采用不同的珍貴材料制成的。
一品大員收到的聖旨軸材料常常是由珍稀的玉制成的，而二品官員則使用犀牛角的軸材料，三品采用金軸，四品和五品則采用烏木軸。這些材料不僅造價高，還極為難得。
畢竟這些珍貴且特殊的材料彰顯的是皇家至高無上的尊榮，代表是皇帝的臉面，而正是因為這樣，僞造聖旨的造價一下子就上來了。
其次，聖旨的書寫和制作都有着嚴格的規範和流程。在古代，聖旨的書寫通常由皇帝親信的大臣或翰林院的執筆負責，他們不僅精通書法，更對皇帝的意圖和口吻了如指掌。
例如曾在聖旨上揮筆寫下“朕就是這樣的皇帝，朕就是這樣的漢子”的雍正，他和張廷玉這對君臣配合得就十分默契，張廷玉不僅書法一流，還對龜毛的皇帝了如指掌。
不愧是從皇帝秘書幹到配享太廟、享皇家香火的狠人。
此外，聖旨的制作過程更為複雜，它采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防僞技術，除了軸材料，聖旨還采用特殊的紙張、獨特的墨色、精美的印章、負責人的聯合簽名等打造“防僞辨別”，而這些都是僞造者難以企及的。
此外，真正的聖旨長度有四米到五米左右，并不像影視劇中太監手中拿的那樣短小精悍。曆史上真正宣旨時需要三四個太監共同協作，不然一個人如何能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然而，刨除嚴密的防僞措施，僞造聖旨的難度依然極高。這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聖旨的第一個字。
在古代漢語中，聖旨的開頭通常以“奉”字開頭，意為“遵奉皇帝之命”。這個字不僅代表了皇帝的權威和尊嚴，更蘊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禮儀規範。
是以，僞造者在僞造聖旨時，必須首先攻克這個“奉”字。然而，要攻克這個“奉”字并不容易。首先，這個字的書寫有着極高的要求。
在古代，書法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藝術，聖旨的書寫更是要求精益求精。僞造者必須具備高超的書法技藝，才能模仿出與真迹相似的字迹。
然而，即便僞造者能夠模仿出相似的字迹，也很難在神韻和氣質上與真迹相媲美。因為聖旨的書寫往往融入了書寫者的情感和意志，而且還有特定的“防僞辨別”，這是僞造者無法複制的。
明朝聖旨裡的“奉”字甚至是手工繡上去的，那獨特針法更是令僞造者頭皮發麻，美夢落空。
其次，這個“奉”字在聖旨中還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僅是聖旨的開頭，更是整個聖旨的核心和靈魂。
“奉”字作為聖旨中的顯眼包，不僅是首當其沖的第一個字，還單獨成行。
因為“奉天承運皇帝诏曰”中的“天”字代表天子，和皇帝一樣，上面是不能有字壓着的，否則是對皇權的大不敬。
是以奉便在前面沖鋒，獨立成行。
影視劇中我們總會看到太監端着聖旨站在殿前，無論是哪個朝代，往往都以“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為開場白。
而這種讀法是錯誤的，我們都被影視劇給誤導了，一般來說，古代聖旨的開頭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
在這句話中，“奉天承運皇帝”是對皇帝的尊稱，表示皇帝是秉承天意、承載天命來統治天下的。而“诏曰”則是皇帝開始釋出指令的标志。
按照正确的斷句方式，“奉天承運皇帝”應該是一個整體，表示皇帝的尊号和地位，而“诏曰”則是接下來的指令部分。
是以，正确的斷句應該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而不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這種斷句方式不僅展現了對皇帝的尊重，也符合古代書寫習慣和文法結構。
同時，它也使得聖旨更加莊重、威嚴，凸顯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曆史時期的不同和地域文化的差異，古代聖旨的書寫格式和斷句方式也可能存在一定差異。
例如魏晉南北朝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來開頭，唐朝開頭則是“昊天有命，皇王受之”。雖然每個朝代的聖旨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說，對皇帝和皇權的尊重是貫穿始終的。
既然在材料和内容上無法作假，那有些和外臣勾結的宦官能在宣讀聖旨時去故意讀錯、曲解皇帝的意思嗎？
理想十分豐滿，但現實異常骨感。先不提一起協作的其他幾名太監是否會發現并舉報，聖旨的制作、頒發再到宣讀全部過程就經多人之手，其聖旨内容自然也是多方知曉。
在制造聖旨時還需要多個部門監控，并且部門負責人們都需要在聖旨上簽字。一旦出事就會出現“連坐”。
各部門負責人即使為了自己的腦袋也得将聖旨看好了，否則一旦出一點差錯，那可都得一起死。
是以在他們的嚴格把控下，聖旨不僅不可能被僞造，還讓經手的每一個人都把皮子繃緊了。别說故意曲解了，就是有個别不太靈光的太監讀錯了一個字，脖子上的那顆腦袋都留不到第二天。
然而，這也并不意味着古代社會完全沒有僞造聖旨的現象發生。事實上，在一些特殊的曆史時期或政治環境下，也可能出現個别僞造聖旨的情況。
但這些情況往往都是極其罕見和例外的，而且很快就會被揭穿和懲處。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古代社會對僞造聖旨行為的嚴厲打擊和零容忍态度。
在古代，皇帝的權威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僞造聖旨就是對皇帝權威的公然挑釁。是以，任何試圖僞造聖旨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大不敬，受到與謀反罪同等的處罰。
而這種懲罰往往是極其殘酷的，甚至可能被株連九族。明朝的太監劉瑾就因為僞造玉玺被發現，直接以謀反罪處決了，不僅身首異處，還連累了親朋好友們與他共赴黃泉。
這種嚴厲的懲罰制度使得僞造者望而卻步，不敢輕易嘗試。畢竟僞造聖旨一時爽，全家腦袋都不保。名利誠可貴，腦袋價更高。
此外，古代社會的道德觀念和倫理規範也對僞造聖旨的行為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在古代，人們普遍認為誠信和忠誠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
僞造聖旨不僅違背了這一原則，更是對社會倫理和道德底線的挑戰。是以，即使有人具備僞造聖旨的能力，也很難在道德和倫理上找到支援。
總之，古代無人敢僞造聖旨的根本原因在于聖旨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以及對皇帝權威的尊重。是以，任何人都不敢随意篡改或僞造聖旨，這也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尊重權威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