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群星璀璨，英雄輩出。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裡，文壇巨擘們揮毫潑墨，以筆為矛，以文為盾，為新文化運動呐喊助威。他們才華橫溢，氣度非凡，留下了一篇篇不朽之作。在這些大師之中，魯迅與郭沫若的恩怨情仇，卻成為了一段佳話。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創始者之一，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民主戰士。年輕時的魯迅立志學醫，希望能夠救死扶傷。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目睹了中國人被列強欺淩的悲慘景象，深感“醫治的是中國人的身體，而中國人的靈魂卻已經久已經麻木”，于是他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醫學，轉而投身文學創作，希望以文字為武器，喚醒國人的靈魂。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字鼎堂，四川樂山人。他是著名的作家、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與魯迅齊名，堪稱民國文壇的另一座高峰。年輕時的郭沫若留學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開放而激進，他筆鋒犀利，文章氣勢磅礴，對舊思想和舊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兩位文壇巨擘，原本應該惺惺相惜，攜手并肩，共同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但由于在文化發展方向上的分歧，兩人竟然結下了梁子，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
魯迅主張向西方學習，大量翻譯和引進西方經典名著，以此推動中國文化與世界接軌。他認為，隻有借鑒西方先進文明的養分，中國文化才能煥發新的生機。而郭沫若則認為，魯迅的主張是“曆史虛無主義”，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背叛。他主張鼓勵本土作家自行創作，發掘民族文化的瑰寶，創造出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新文化。
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一時間衆說紛纭，莫衷一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對此做出了明确的判斷，他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方向”，曆史已經證明，魯迅的文化主張是正确的，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不過魯迅和郭沫若的恩怨情仇，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化觀點之争，更重要的是，魯迅對郭沫若的私生活頗有微詞。
郭沫若的感情生活可謂是豐富多彩，堪稱民國文人的“渣男”典範，他一生娶過三個妻子，每次都是在妻子容顔不再時果斷抽身。第二任妻子還是個日本女子，而第三任妻子的姐姐與他也有着暧昧不清的關系。如此花心的作為，自然引起了魯迅的不滿。
魯迅一向主張文人應該言行一緻，以德行作則，他筆鋒一轉，寫了一篇文章，狠辣諷刺郭沫若的感情生活，魯迅的殺傷力，猶如一記重拳，讓郭沫若顔面掃地。
郭沫若自然不甘示弱，他揪住魯迅的感情生活大做文章，指責魯迅“衣冠禽獸”。原來魯迅雖然有妻子朱安，但由于二人思想觀念差異太大，聚少離多，貌合神離，後來魯迅又與學生許廣平相戀，引起了外界的非議，郭沫若借題發揮，對魯迅展開了人身攻擊。
對于郭沫若的無端指責，魯迅并沒有正面回應，隻是淡淡地來了一句“才子加流氓”。短短五個字，卻道盡了郭沫若的本質：他固然才華橫溢，但作為一個文人，品行卻是敗絮其中，禽獸不如。
魯迅的反擊，可謂一語中的，讓郭沫若啞口無言。事實上，魯迅雖然與許廣平相戀，但他并沒有與朱安離婚。一方面，是因為朱安是典型的舊式婦女，若是離婚，勢必會遭人譏笑，後半生難以立足；另一方面，魯迅也是出于人道主義精神，不忍心抛棄朱安。魯迅雖然婚姻不幸，但他卻是一個負責任的丈夫，言行一緻，始終堅守道德底線。
魯迅和郭沫若的恩怨情仇，貫穿了他們的一生。令人感佩的是，盡管二人争論不休，卻從未撕破臉皮，從未動過刀兵。他們的論戰，更像是一種君子之争，是一種互相砥砺、互相激勵的良性競争，正是在這種競争中，他們不斷進步，不斷超越自我，最終成為民國文壇的領軍人物。
魯迅與郭沫若，就像兩座巍峨的高峰，雖針鋒相對，卻互不掩蓋對方的光芒，他們的文學成就和人格魅力，至今仍然熠熠生輝，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上海自發地出現了萬人空巷的悼念活動。此時，遠在日本的郭沫若驚聞魯迅去世的噩耗，連夜寫下悼文：
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殒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其實這是一副挽聯，是郭沫若送别魯迅的，寫得非常有見地。上聯“疊墜雙星”指的是高爾基和魯迅先生的先生離世，高爾基于1936年6月18号逝世，正好是4個月之前，是以正是東亞西歐同殒淚。
郭沫若與魯迅從未見過面，後來郭沫若感歎道：“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緻。”二人雖然曾經争論不休，但在生死之交，卻又彼此緻敬。
相比較那些因為一兩句的拌嘴而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魯迅和郭沫若着實令人敬佩，大師遠去再無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