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争。為儲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華北及沿海許多大城市的高等學校紛紛内遷。抗戰14年間，遷入雲南的高校有10餘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中亦以“西南聯大”為簡稱）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而成，是中國抗日戰争期間設于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1937年全面抗戰發生，為保住國家的文化命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奉命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辦學僅一學期，因南京、上海失守，日軍進逼武漢、長沙，奉命遷往雲南。1938年2月分為兩路，一路徒步經貴州步行千餘裡，于1938年4月26日抵達昆明；一路則由粵漢鐵路取道香港、越南，再由滇越鐵路抵達昆明。
學校名由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開始上課，設立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2個專修科和1個選修班。校務由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校務委員會共同管理。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這一天，後來定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慶日。
校訓：剛毅堅卓。
校歌歌詞：萬裡長征，辭卻了五史宮阙，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别離，絕檄移栽桢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校風：民主自由、嚴謹求實、活潑創新、團結實幹。
專業設定：西南聯大共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學院，共26系，另有進修班和體育部。
教育影響：西南聯大8年，前後任教的教授有300餘人，如朱自清、聞一多等；這些教授都是各個學科、專業的泰鬥級專家。學生有8000人，畢業生近4000人。
西南聯大師生擔任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學生92人），其中有楊振甯、李政道2人獲得諾貝爾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劉東生、葉笃正3位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宋平、彭珮雲等人成為國家重要上司幹部。
著名校友：楊振甯、李政道、朱光亞、謝玮、鄧稼先、黃昆、彭珮雲、王希季、陳芳允、郭永懷、屠守锷、吳讷孫、陳忠經、戴傳曾等。
著名教師：吳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嶽霖、陳省身、王力、朱自清、馮友蘭、吳有訓、陳寅恪、沈從文、陳岱孫、聞一多、錢穆、錢锺書、費孝通、華羅庚、朱光潛、吳晗、趙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
聯大校舍：西南聯大先租得蒙自海關、昆明大西門外昆華農業學校、拓東路迤西會館等處為校舍，總辦公處設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應用。1938年7月，學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畝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聯大新校舍落成，有學生宿舍36棟，全是土牆茅草頂結構；教室、辦公室、實驗室56棟，均為土牆鐵皮頂結構；食堂2棟，圖書館1棟，均為磚木結構。
抗戰14年間，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前後一共達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動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西南聯大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之子梅祖彥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擔任翻譯外，西南聯大學生還參加了遠征軍和空軍。在1942—1945年間，為了保證空中運輸線“駝峰”航線的暢通，1500名中美健兒血灑長空，其中就有西南聯大的從軍學生。
竺可桢先生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裝置和校舍建築。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裡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竺可桢先生的這番話，用來描述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們最為合适不過了。戰時轉移到雲南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校舍建築是相當簡陋的，能夠培養一時之學氣的正是那些“人人握靈蛇之珠，個個抱荊山之玉”的教授們。
在整個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辦學條件極差，師生的生活是極為艱苦的。從1937年起，因抗日戰争的需要，文教經費被縮減。民國政府決定将原核定的全國各國立院校的經費減去三成。1938年4月後，西南聯大的經費又被教育部減去三成作為“統籌救濟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及辦理高等教育事業之财源”。
戰争年代，貨币貶值，物價飛漲，原有的經費已很難滿足學校教學的需要，又值西遷雲南躲避戰争以延續辦學，校舍、裝置均需重建重購，而且師生員工還在不斷增加，面臨辦學經費不增反減的殘酷現實，維持發展辦學可謂舉步維艱。是以，我們可以在當時的文史資料以及儲存的校舍中可見，學校的建築一般為土木結構的簡單平房，學生宿舍多是茅草房，教室則用鐵皮蓋頂，隻有圖書館系瓦房，稍為寬敞。學生在鐵皮教室上課，下雨時，老師講課的聲音就聽不見了。陳岱孫教授在一次上課時因下雨太大，雨聲超過了講課聲，便無奈地在黑闆上寫了個“下課賞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