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現如今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面臨的生活問題也越來越多。相對應的，也有越來越多的人
為了從思想層面維護周王朝的統治，周公創立了一套完整的等級倫理制度，告誡人們要互親互愛、并根據彼此之間身份等級的不同來以相對應的禮儀對待他人。
在這樣的目的下，雖然神鬼依然在大陸傳統文化當中占據了一定比重，但人作為這一套倫理制度的實施者，才是最重要的。而孔子的儒家學派又脫源于它，自然也繼承了它這一特點。
正如《尚書》當中所說：“惟人萬物之靈。”一句話就把人的重要性和優越性展現了出來。此後随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變革，儒家開始了自己在中國古代長達近千年的思想主導。
到了宋代，伴随着理學的開創，儒家思想得以推陳出新，當中的許多理論和觀點也更能适應時代發展，并在數位大師如朱熹、周敦頤、張載等人的傳播下在全國範圍内繁榮昌盛。再加上宋朝從立國開始就一直推行以文治國的基本國策，使理學也得以受到皇帝的喜愛修習。
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人這一主體就顯得格外重要。一兩個平民尚且可以被官府刻意忽略乃至冤枉，但當他們的數量多起來時，就必須讓政府認真對待了。
恰好，慈善事業作為一種對弱勢者的幫助行為，不僅可以很好地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更可以凸顯出政府的人文關懷。
遇到困難怎麼辦？找官府，慈善機構總能幫你忙！官府做出表率、認真履行對人的重視後，無疑也是對理學傳播的一大助力，對其本身維護自己的統治也有着不小的裨益。
2、宋朝土地兼并問題較為嚴重
要說宋朝初年最著名的事，杯酒釋兵權這一典故那肯定榜上有名。作為通過造反手段走上皇帝之位的人，趙匡胤對其他手握兵權的武将有着更深的不信任感。再加上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所引發的惡劣結果，使他更對武将有着極高的警惕心理。
是以，趙匡胤決心把他們全部打發回家種田去，但是，從一國大将一下子變成普通人，心理落差那确實大到沒邊。趙匡胤也知道這點，為了給他們補償來安慰下受傷的心靈，于是對他們兼并他人土地的行為一直都持放任縱容态度。
同時，趙匡胤本人對土地兼并也有着“獨到”的認識——隻要我收你們的稅，就算你們賺再多，最後也都是國家的，“富室連田阡陌，為國守财爾！”。
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朝實行了按照土地收稅的兩稅制，不僅沒有從制度層面打壓土地兼并，反而是在鼓勵推動它的發展。
是以，整個宋朝社會的土地兼并現象相比其他朝代來說要嚴重的多，秦桧的一個下屬都曾“寓居撫州，恃秦桧之勢，淩奪百姓田宅，甚于盜寇，江西人苦之。”高官們富了，國家富了，但可惜的是廣大老百姓從此就進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生存狀态之中。
他們一旦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要麼餓死，要麼賣身，大多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随着這個現象的越發嚴重，失去基本生存能力的群眾也越來越多，政府隻能大力發展官辦慈善事業來對他們進行接收，以免社會治安的進一步紊亂。
3、前朝的已有經驗提供了借鑒藍本
事實上，早在先秦時期，大陸就已經有了相關的社會慈善事業救濟思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雖然這一概述以空想成分居多，畢竟當時的社會生産力水準實在無法支撐它的實作，但總歸為此後曆朝曆代進行相關慈善事業指出了一種發展思路。
漢朝初年，伴随着休養生息思想的盛行，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針對鳏寡孤獨者的救濟政策。雖然它們在當時隻是臨時的，但無疑也是進步了。
再之後，随着佛教的傳播和深入，慈善事業的發展就進入了一個較為快速的階段，梁武帝蕭衍就曾深受佛教的影響而創辦了“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匮，若終年命，厚加料理”。
到了唐朝，誕生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慈善事業機構——悲田養病坊，專門針對貧困老人、孤兒、病人和殘障人士等一種社會弱勢群體實行幫扶。
再之後，随着唐朝政府對寺院佛廟的管控力度加大，悲田養病坊逐漸轉由政管理，并産生了相配套的規章制度，為宋朝提供了直接的借鑒經驗。
二、宋朝官辦慈善事業發展的具體内容
1、中央與地方兩種不同的慈善機構
宋朝時期，官辦慈善事業總共分為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和地方自行辦理兩種。其中，前者主要有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
值得一提的是，福田院就是承襲的悲田養病坊，“東﹑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窮丐者”。
居養院則顧名思義，就是為那些沒有生活能力的人提供一個居住修養的場所，包括老人、貧困者以及殘疾者，其實都可以算作是現代養老院的更新版。而安濟坊想必居院來說則有着專門的醫生，多了個治病救人的功能，基本能夠滿足絕大多數人的正常需求。
漏澤園則是為那些因為家庭貧困而不能得到安葬或路上暴斃無人收屍的人提供棺柩和喪葬事宜，畢竟在講究入土為安的中國古代，不能安穩下葬也實在太慘了點。
在地方上，一方面，中央政府召集各個地方都必須修建諸如福田院、居養院的慈善機構，“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另一方面，地方本身也在慈善事業上表露出較為積極的态度，如真德秀就曾在擔任江東轉運使期間創辦了慈幼莊，為那些被遺棄的孩子提供一個生活成長的居所。
2、對慈善事業的管理較為全面細緻
作為一個機構，那必然是需要有着相應的人來進行管理的。由于佛教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質，使其即便在無法再主管慈善機構，仍然能夠成為其中的重要管理人員，畢竟佛教教義和慈善事業的理念實在是太符合了。
同時，也存在着其他諸如官卒、童行、廂典、軍典、手分等，分别負責機構與官府的聯絡、日常雜物購買、院落清潔還有文書抄寫等等，總的來說還是相當具體全面。而由于安濟坊還承擔着醫療救助的功能，其内部還專門設有醫官。
另外，由于慈善機構當中基本都是弱勢群體，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為了防止出現管理人員內部作亂的現象，政府還對他們還實施了相關的獎懲監督制度。
管理人員不準刻意為難被救助者或者搜刮他們的财物，同時如果他們自己的親戚想進來，也需要經過更加嚴格的資格考察。最後，政府還會對被救濟者的數量進行統計，以此作為對他們考核的重要标準，尤其對醫官來說更是如此。
雖然在社會之中存在着大量需要被救濟的人員，但卻還有着更多不事生産、隻想依靠政府救濟過活的好吃懶做者。是以，當時的慈善機構不得不對被救助者設定一定的門檻和甄别，如元豐惠養乞丐法就規定：諸州歲以十月差官檢視内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注籍。
對于數量更多的乞丐，慈善機構則實行季節性的救助，主要是在天氣較為寒冷的冬季才會将他們納入救濟範圍之内，等到天氣暖和之後，又會将他們移除。
三、總結
總的來說，宋朝時期的慈善事業發展程度其實已經相當值得稱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呈現出一種完善的狀态。雖然由于當時落後的社會制度和生産力水準，使其無法發揮出自己的最大作用，但總歸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沖突，為宋朝社會的穩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同時，慈善事業的發展也展現出了那時中國人所具有的偉大人文關懷精神，直至現在已經更進一步，成為中國人所具有的特殊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