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保代失去“橄榄枝”：IPO銳減、大降薪酬與迷途困頓

投行保薦代表人，這一風光二十載的高收入群體，正在走入寒冬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不同規模的券商投行處了解到，“827新政”以來，随着IPO節奏的階段性收緊，人員備援成為投行面臨的普遍問題。

Wind資料顯示，去年8月27日至今，新股IPO僅有107個，月均13個；截至4月25日，年内新上市企業更是低至35家，月均不足9個。相較之下，2020年到2022年，月均新上市企業一度高達36家、43家和35家。

新股IPO銳減背後，保代數量卻在大幅增加。2020年時，全行業保代共計6393人，如今已經高達8679人，多出2286人。

換句話說，保代多了2000多人，可以做的IPO項目卻僅剩約四分之一。更為關鍵的是，保代隻是投行人數中的小部分，每一個保代背後都有數個非保代投行成員進行配合。

“兩年前，待遇不理想換一家即可，有經驗的保代很吃香。無論是去同業還是去上市公司，拿到offer都不難。如今，薪酬一降再降，但幾乎沒人敢辭職。投行人員辭職基本等同于失業。”有資深投行保代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銳減的IPO

“全面注冊制要來了，從科創闆、創業闆注冊制試點情況來看，企業上市速度将會大大加快。我們正在擴招，為拿下更多項目做準備。”2021年、2022年，多位保代曾數次告訴記者。

那是投行朝氣蓬勃的時代。無論頭部券商還是中小券商，普遍認為新上市企業數量将會大增，屬于投行的蛋糕盤子即将擴容。于是，各家投行紛紛招兵買馬，以圖更好接住全面注冊制到來後的IPO紅利。

2019年7月，注冊制伴随科創闆的開市在國内首次出現。次年開始，IPO數量大增，投行人數也随之飛升。

根據Wind，2019年，全行業保代人數尚為3806人，2020年激增2587人至6393人，2021年再度增加1000人至7393人，2022年再增405人後達到7798人，2023年再提升至8281人。

按照投行人士當初的想象，投行人員大增是為了可以承接更多的IPO項目。然而，事與願違，投行隊伍擴容了，期待中的IPO項目非但沒能增加反而驟然減少。

根據Wind，2020~2022年，新上市企業數量分别為432家、524家、428家，對應保代人數為6393人、7393人、7798人。平均一個IPO項目對應的保代人數為15人、14人和18人。

然而，到了2023年，新股上市節奏下降，新上市企業隻有313家，投行人數卻高達8281人。這使得一個IPO項目對應的投行人數大增至26人。

2024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截至4月25日，開年以來新上市企業僅有35家，月均不足9家，這一上市速度與2014年時相近，但當年投行保代僅有2637人，是如今的三成。

4月12日新“國九條”及其配套政策制度出台後，滬深交易所上市門檻提高。用投行保代的話來說，這意味着“符合新上市要求的企業數量大幅減少，投行可以儲備的IPO項目銳減”。

更令保代們無奈的是，業内已經逐漸認清一個事實，IPO節奏即使恢複如常，也難以達到昔日動辄四五百家的高速度，每年新上市企業200多家大機率将成為常态。

對于2024年的新上市企業數量，業内目前共識度相對較高的說法是共計200家，預計北交所100家、滬深交易所各50家。

滬深交易所各50家是什麼概念？2021年，僅科創闆新股IPO即多達162家，創業闆更是達到199家，中信證券一家保薦的A股IPO項目即有68個。

“僧多肉少，肉還在進一步減少，投行的苦日子或許才剛剛開始。”多位保代如此感慨。

消失的“橄榄枝”

人員備援、可做項目銳減，外加2022年以來券商業績整體承壓，降薪乃至裁員，成為投行人不得不直面的難題。

根據受訪保代分析，目前受影響相對較小的券商投行包括兩類，一類為開源證券等主攻北交所和新三闆、其他闆塊業務鮮少涉及者；另一類是主要依靠股東方“供養”、曆來所做IPO業務數量較少者。

與之相對，IPO綜合實力強勁的頭部券商，以及以投行為特色、滬深交易所項目較多的中小券商所受沖擊更大。這兩類券商目前的投行人員備援也相對更為更重。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資料，目前保代人數在500人以上的投行共有三家，分别為中信證券（630人）、中信建投（595人）和中金公司（520人），三家券商今年1月1日—4月25日所做IPO項目分别為4個、3個、3個，相較于2022年高峰期同期為19個、12個、12個，差異懸殊。

海通證券、華泰證券保代人數位列行業第三和第四，分别為423人和409人；國泰君安（348人）、民生證券（330人）、國信證券（325人）三家保代人數在300人以上；國金證券（299人）、申萬宏源（276人）、東方證券（254人）、招商證券（235人）、廣發證券（231人）、國投證券（205人）、興業證券（200人）保代人數也在200人以上。

公開資料顯示，保代200人以上的券商投行共計18家，伴随IPO節奏放緩和滬深交易所上市門檻的提高，這些券商均面臨不小的投行人員備援壓力。

于是，降薪和裁員大幕逐漸拉開。

首先，降薪是各家券商投行的共同現象，降薪幅度各有不同，即使抗壓能力更強的頭部券商，投行薪酬下降30%也較為常見；有些底薪低、收入主要依賴項目提成的中小券商，降薪或不明顯，但由于可做項目銳減乃至清零，實際到手收入往往腰斬起步。

不過，薪酬一降再降，主動辭職者卻寥寥無幾。

“這年頭，各家券商投行人員都備援，除非個人資源非常豐富，否則辭職基本等同于告别投行，甚至接近于失業。”有年輕保代告訴記者。

放在2021年等IPO火熱時期，資深投行保代可謂多方争搶的“香饽饽”。多位保代曾告訴記者，當年，内資同行想挖自己，外資投行想将其帶走，就連上市公司老闆都來喊他們去做高管。

“當年，我帶着一幫年輕的投行小朋友做項目，雖然辛苦，一年也能到手大幾百萬，沒有考慮過離開。現在投行日子艱難了，有時也會想，如果當時去了上市公司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某資深保代兼投行分管負責人告訴記者。

但去年下半年以來，上述保代均沒能等來新的橄榄枝，無論是同業還是企業，近期都勒緊褲腰帶不再高薪挖人。

其次，轉崗是部分券商的折中之道。典型如中信證券，其年初對100餘位總部投行股權業務人員進行轉崗，多數安排到投行債券業務部門，少數劃轉至其他業務條線。轉崗之後，相關人員如果長期無法完成新崗位業績考核，将會被降薪乃至末位淘汰。這也是券商的通用之道。

再者，将業績不佳團隊悉數裁撤，或裁掉其中部分成員，同樣是券商投行人可能面臨的命運。不過，目前進行大規模裁員的投行相對少見。

“培養一名資深投行保代的成本還是挺高的，能不裁員就不裁員。如果必須要裁，年輕小朋友被辭退的機率更大。”某投行負責人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來監管反複強調壓實中介機構責任，簽字保代被處罰機率增加，壓在投行人肩上的擔子明顯加重；外加2023年“827新政”以來，新上市企業數量銳減，投行可做項目減少，投行成本效益再度下降。

如今，一些投行老人不再建議年輕親友走保代之路。

“保代的黃金年代過去了。現在的保代，需要幹更多的活，面臨更大的監管處罰壓力、更大的失業機率，到手的薪水反而下降。”

但除了投行，做什麼職業更好呢，老保代們似乎也不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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