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初，美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移民法的頒布與執行對美國的種族問題與國家管理都産生了難以忽視的影響。
在移民法執行過程中，美國在聯邦和邊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與行政架構，完善了現代國家管理機制。
基于對少數族群的排斥，美國完成了其對自由民主國家的建構。
而作為美國移民執法體系中的重要支柱，美墨邊境地區的移民執法則表現出延遲性，即移民執法水準在一定時間内低于移民法要求。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實施移民法的要求同現有的邊境地區移民執法條件之間的沖突。
本章立足前人的研究，力圖說明20世紀初美墨邊境美國移民問題的發展，探究這一時期系列移民法出台與實施在聯邦政府邊境管理問題中的影響。
美國移民法對執法提出的新要求
移民在美國國家建構中有着獨特的地位，在聯邦層面對移民進行管理與限制的曆史則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
雖然自殖民時期以來，陸續到來的移民就不斷地在社會中激起波瀾，但是在南北戰争之前，美國對移民一直保持着自由和開放的态度。
直到1868年，美國國會依舊宣布移居國外是人類的自然權利，所有人都有尋找新家園的權利。
盡管美國人一直為本國作為移民國家的曆史而感到自豪，但是不論在哪一時期，新融合的族群一旦形成，社會中就會出現排斥後來移民的聲浪，并為關閉移民的大門而作出努力。
21伴随着移民的不斷到來,基于種族的“本土主義"(Nativism)思想也開始興起于美國社會中。
這一思想以排斥國内的少數族裔為核心，在社會中形成一股強烈的反移民和仇外情緒。
20 世紀初美國排華傾向的強化
19 世紀後期，美國開始從農村鄉村為代表形式的社會向現代工業城市為典型的社會轉變。
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的興起以及高漲的工農運動，使得一系列社會問題浮出水面。
這種急劇動蕩的社會氣氛助長了本土主義的發展，并且使其迎合了社會大衆對社會轉型的恐懼和焦慮。
本土主義者将這種對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美國生活退卻的不安與對不斷工業化的美國的不滿轉化為對移民的限制和排斥。
受“淘金熱”和太平洋鐵路建設工程吸引而來的大批華工成為社會中本土主義思想爆發的導火索，華人成為美國社會主要的排斥對象之一。
本土主義者們認為正是這些“低人一等”的華工給美國帶來貧困人口和犯罪因素，他們認為華工以低廉的工資擠占了美國白人的就業市場，威脅着美國勞工的生活水準和工資标準，華人被迫成為美國社會罪惡源頭和道德淪喪的根源。
同時代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也受到本土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導緻排華風氣盛行的原因是華人低消費、高儲蓄的經濟結構與低度化的政治參與等部分群體的特征。
塔梅斯·約翰遜(Tames A. Johnson)等政客也順勢鼓吹一些帶有種族歧視的政治主張，以吸引選民的注意，争得選票，如此一來排華情緒在社會中不斷擴大。
華人成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他們被視為外來的“入侵者”，對美國的國家建構和美利堅種族構成造成了嚴重威脅。
在美國傳統種族話語體系中，華人是遊離在黑白二者之外的“第三者”。
當談到在美華人的身份問題時，如何定義和歸納華人的種族，成為當時社會中的一大問題。
在19世紀後期美國社會中的公開言論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時常将華人與黑人歸于一類。
在 1877 年的就職演說中,加州州長亨利·海特(Henry Haight)就從公民身份、身體構造、心理素質和道德品質等方面将華人同白人進行比較，将華人同黑人歸為一類人群，人為地将其與美國白人相對立，并提出要限制加州華人的繼續增加。
此外，内戰後數十年揮之不去的對黑人的歧視，使得種族歧視問題尤為棘手。
議員們在讨論華人問題時不得不再次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們的國家已經有一個種族問題沒有解決，要再接手另一個種族問題嗎?”
“因為我們以人道、正義和公正的态度對待他們(黑人)，我們是否就有義務，将我們給予他們的權利擴大到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呢?”[這些言論實際上是在向社會傳遞一種資訊,即華人同黑人一樣，是劣于白人的低等種族。
另一方面，議員們也會贊揚華商的優越性，他們在華商與“太平洋沿岸上噴出的(中國)人口中的渣滓”之間作出了界限分明的分割。
他們認為“商人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聽得懂我們的語言，他們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但在華人之中商人少之又少。”
但這種話語上的區分是基于避免把具有經濟實力的商人排斥在外的需要。
本土主義者先是基于種族、文化、階級等因素，将華人劃定為低等種族。
而後，通過地方、州和聯邦的法律，限制其經濟活動和人口流動、禁止他們入籍成為公民将其固定為永久的外國人。
最後，利用國家的力量将排斥、限制、監視和驅逐的式和程式合法化，進而降低在美華人的消極影響，保護國家免受華人移民的進一步入侵。
直到 19 世紀 70年代初期，排華情緒最嚴重的西部地區還處于政治邊緣，國會對這一問題沒有投注太多的關注，排華浪潮還停留在社會輿論之中，從國家層面而言，聯邦并沒有對華人移民做出過多限制。
以1872年的總統競選為例，在這次競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對華人問題的立場相差無幾，雙方都主張民權，反對種族歧視。
到 70年代中期，國會的政治态度開始發生變化，日益激烈的總統選舉使得兩黨不得不重視來自加州的選票，排華問題開始吸引來自全國的注意力并成為一個政治問題。
1880年的總統竟選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激烈的一次全國大選，它将排華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問題，面對總統選舉的激烈競争壓力，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選擇支援排華，以此争取西部各州的支援。
第 47 屆國會第一屆會議一開幕，加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米勒(John F. Miller)和加州衆議員霍勒斯·佩奇(Horace F. Page)就在參衆兩院再次提出了限制華人移民的議案。
當讨論在國會内開始進一步擴大時,大多數議員都選擇站在支援排華的一方。
1882年5月6日，亞瑟總統正式簽署《排華法案》。
雖然1882年《排華法案》就已經頒布，但直到20世紀初，該法案的具體實施程式才步入正軌。
在執法過程中，美國行政部門面臨着極大的挑戰，從國家層面來限制某一類移民的入境，對于這個國家而言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不論是執法所需的行政部門和移民檢查人員，還是稽核标準與流程手續，參與該法案執行工作的相關人員對其都一無所知。
法案最初是由财政部負責管理、由各入境口岸的海關官員以及華人事務專員(Chinese inspector)執行。
與不斷湧入的移民相比，參與移民法執行工作的人員則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需要，即便在絕大多數華人事務專員駐紮的舊金山港内，也僅有7名成員，包括1名主管檢查員、4 名巡視員、1名翻譯和1名辦事員。
與繁複的移民事務相比，财政部對其相關的行政管理、工作協調以及人手調配則顯得尤為青澀。
在寫給國會議員的信中，舊金山海關官員沙利文(Sullivan)提出，盡管“部門(财政部)不斷下達的各種決定和法院的裁決……(執法)工作中依舊充滿了棘手和令人困惑的問題，而且新的問題還在不斷地出現。”
甚至在《排華法案》生效五年之後，在寫給财政部長費爾柴爾德(Fairchild)的長信中，華盛頓湯森港的特别探員比徹(Beecher)懇求其對該法案的執行進行指導，他在最後說到:“有關部門能否為我了解這一法案提供一些幫助?該法案簡直是在對實際情況沒有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制定的。”
1906 年，美國移民局局長薩金特(Sargent)表示，“迄今為止，在國會頒布的所有法案之中，可能沒有哪一個(會比《排華法案》)面臨更多或更嚴重的問題。”
面對複雜的移民情況，執行移民法的需要催生了新的行政機構和相對應的官僚體系。
1891年，财政部内部開始着手收束移民管理權力，成立移民管理辦公室。
但直到 1900年，排華法的相關工作則仍留由海關官員執行，即便在對排華法執行的行政管理關系已經轉移到移民局後，海關官員仍然保留了對華人移民問題的實際控制。
随着移民數量的不斷上升，海關開始無力承擔龐雜的移民事務。
1903年，移民事務以及其相關部門被移交至新成立的勞工部，華人移民事務也開始真正被納入移民局官僚機構的全面管轄之中。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記錄顯示，華人移民問題在移民局檔案中一開始是作為單獨的一個系列記錄儲存，直到 1908 年這一分類才被取消。
這一分類的取消，代表着華人問題正式被納入正常移民管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