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戰争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家解決利益糾紛的手段，這話還真不是說着玩的。您看，上世紀20年代，蘇聯高層的大佬們内鬥，打架都打到鄰國了——沒錯，筆者說的正是發生于1919年2月的蘇波戰争。
表面上看，這是蘇維埃俄國和波蘭之間的沖突，實則根本就是蘇聯高層内部不同派别間的決戰！
比起戰場，政壇上發生的事情可熱鬧多了，那些風光無比的大人物們像國小生打架一樣争權奪勢，彼此還打急了眼。就連一向深不可測的斯大林都破了防：好好好，算你厲害行了吧？給我等着，早晚有你們好看。
通過這段往事我們不難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最高層的政治鬥争其實跟普通人吵架鬥氣差不多，隻不過方式更“文雅高端”，吵輸了的成本大了許多罷了。
我們不妨從頭講起。
戰後，大佬們開始互相甩鍋，推诿責任，斯大林在這場罵戰中顯得格外有底氣。原因在1920年8月，他就預見性地判斷了局勢的走向，提前對列甯和托洛茨基等同僚作出警告：千萬不能低估波蘭軍隊，貿然做出反攻，否則将招緻可怕後果。
有了這道“護身符”，斯大林提出要對失敗的責任追查到底，即便必須保留決策層的體面，至少也得将軍隊大學營來一波“大換血”，像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古謝夫這樣的蠢材，一定要毫不留情地清理掉。
值得一提的是，從1919年11月開始，斯大林就提出過這樣的呼籲，隻要戰事不順，他立馬就要給莫斯科發聲明。而他反複譴責“無能”的就那麼幾個名字——他們都是托洛茨基的鐵杆心腹。
斯大林的意圖不言而喻，托洛茨基的回擊也十分猛烈。
你還好意思說我？你那幾個手下，像什麼布瓊尼、伏羅希洛夫，打仗不見有多厲害，隐瞞戰損謊報戰功倒是個頂個的高手。若不是他們胡說八道，讓大學營錯誤估計了局勢，至于落得這麼個結果？
托洛茨基還特别強調了一句：說起來，這幾位都是您斯大林同志“西南戰線”的人吧？
您為了這子虛烏有的西南戰線，可沒少跟莫斯科對着幹。
所謂“西南戰線”，在當時的蘇聯高層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名詞，人們對它諱莫如深。對斯大林而言，其背後的往事非常可怕：他差點被釘死在對手精心設定的圈套裡。
事情發生在1918年中，蘇俄内戰局勢緊張，物資儲備即将見底，斯大林雖被派到一個名叫察裡津的城市負責監督糧食征收工作。
列甯名義上賦予了極大的特權，賜稱号“大學營全權代表”，必要時可便宜行事。蟒袍加身，手提“尚方寶劍”，斯大林就這麼風風火火地來到了察裡津。可到了地方一看，他不由倒抽一口涼氣：這地方的人個個鋼筋鐵骨，尚方寶劍也斬不動啊！
如今看來，這無疑一個陷阱。
彼時，察裡津上上下下，要害位置上全是托洛茨基的人，表面上對莫斯科派來的“欽差”畢恭畢敬，實則視若無睹。
斯大林什麼事都辦不成，随即看穿了這群人的用意，非常惱火。他深知列甯是個體面人，不想上來就撕破臉皮，先後兩次寫信，低聲下氣地讨要權力。
怎料列甯卻反過來背刺了斯大林一把：他表态自己會認真考慮斯大林的請求，轉手就把問題甩給了托洛茨基處理，如此一來，事情能解決才見了鬼。
插句題外話：列甯在他政治遺囑中，對斯大林的評價并不算高，甚至叮囑千萬不要讓他接班。結合上述做法，列甯怕是真的不怎麼待見斯大林。
這下斯大林真的生氣了，他決定下狠手。
他重整了伏羅希洛夫被打散的兩個軍，控制了察裡津地區的局勢，在莫斯科沒有準許的情況下建立“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并親自出任一把手；随後又以“長期戰敗不作為”為由，把托洛茨基的政治盟友們推上軍事法庭，幾乎全部處決。
就這麼生吞活剝，斯大林把察裡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握在了自己手裡。
此後，察裡津軍民在他的上司下連戰連捷，“國王”第一次有了他的班底。也正是從此時開始，“西南戰線”的說法出現在了蘇俄高層。
本質上講，斯大林的這番操作就是一場政變，然而論迹不論心，他帶來了人們最迫切渴望的東西——勝利。
俄國人就是這麼一個有趣的民族：隻要能讓群眾從國家認同中獲得滿足，無論你做什麼，怎麼做，你都占理。即便斯大林放縱到了這種地步，列甯也不敢多說什麼。
1925年，為表彰“鋼鐵同志”的卓越貢獻，察裡津被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話說回來，事實上，“十月革命”後，列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人，就日後的總體戰略達成過共識：列甯曾提出，建立“蘇維埃世界共和國”最為關鍵的一步，是将德國争取到手。一來德國位于歐洲地緣中心，二來一戰後的德國飽受制裁，政權孱弱，民怨鼎沸，具有進行蘇維埃革命的條件。
蘇、德之間隔着波蘭，列甯主張跟波蘭交朋友，盡量避免爆發沖突。為此，他代表蘇俄當局頻頻示好，并于1919年1月28日和2月2日接連表态，稱“蘇俄絕不會進攻波蘭”。
然而問題在于，彼時波蘭剛剛複國，整天把“大波蘭主義”挂在嘴上。你不去招惹他，他未必就不想來招惹你。
是以，“如果不能以和平手段達成目的，一場戰争便不可避免”，這是蘇俄決策層的共識；分歧點在于：一旦仗打起來，誰說得算。
作為蘇軍的締造者、“十月革命”的策劃者，托洛茨基掌握話語權。他主張“對全國資源進行統一排程”，任何人都必須服從決策層安排。
我說做什麼，老實照做就是了，别給我搞特殊。
這一點，斯大林自然無法接受。感情貧農家裡剛有了點餘糧，你這大地主轉眼就盯上了？
是以，戰争爆發後，斯大林把争取到的全部資源都投入到了所謂的“西南戰線”中，有時甚至不惜公然違抗莫斯科的排程——反正都是對付敵人，從哪個方向打不是打，是吧？
顯而易見的是，兩人的龍争虎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戰争的結果。
倘若這場戰争發生在六七十年代，蘇聯高層任性一點也就算了；畢竟家底足夠殷實，哪怕決策者犯一些糊塗，也不足以影響曆史程序。而20世紀20年代的蘇軍，與“強大”二字壓根就不沾邊。
據統計：蘇波戰争時，蘇軍基層指揮員中接受過系統軍事教育的寥寥無幾，許多有一定戰争經曆的老兵被組織起來，在“速成班”中匆忙待幾個星期，便立馬被送到戰場指揮作戰。
即便不考慮這些指揮員的水準，陸軍的指揮員缺編率仍高達20%以上，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部隊壓根沒人指揮。
别看政客們鬥得厲害，将軍們吵得也很兇：葉戈羅夫元帥曾公開诟病圖哈切夫斯基不重視軍官培養，隻顧搞一些花裡胡哨的東西，直接導緻軍隊戰鬥力羸弱不堪。
是以，托洛茨基不得不堅持重用那些由沙俄軍隊投誠而來的軍官，即便明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軍事理念落後，水準一般，不停地打敗仗——他們至少都聽托洛茨基差遣，如果把他們撤掉，換上來就不一定是“自己人”了。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假公濟私，斯大林指責托洛茨基用人失當，屍位素餐，彼此還都沒冤枉對方，屬于直接擊中了對方的要害。
此外，我們剛剛提到圖哈切夫斯基，這老哥才是受内鬥荼毒最慘的那位。
蘇波戰争初期，這位被敵人稱作“紅色拿破侖”的軍事奇才，居然處于“失業”狀态。
1920年1月19日，圖哈寫信給托洛茨基，懇求賞個一官半職，姿态之卑微着實讓人可憐：“……如果不能去前線，就請安排我在運輸或其他部門工作。”
直到兩個多月後，圖哈切夫斯基才被任命為西方面軍司令。他的登場不但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戰線，更是拯救了托洛茨基。要知道，此前斯大林抓着“戰事不利”的把柄窮追猛打，要求裁撤幾位無能的軍事上司人，殺人誅心。
圖哈一出場，很快又攻守易形了。
1920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作戰總結會議上提出：務必從各方面軍抽調優秀将領，全都送到西部戰線；8月，西方面軍擴編至31.4萬人。
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确實遭受了一定損失，而對方高舉“一切為了國家、為了勝利”大旗，他也實在無可奈何。
畢竟圖哈能打勝仗，這張牌又掐在托洛茨基手裡，明知對方趁機公報私仇，斯大林也隻能硬着頭皮認了——一切就跟後者在1918年所做的如出一轍，就像一記回旋镖，如今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退一步越想越氣，面對對手的咄咄逼人，斯大林直接破了防，在給列甯的電報中罕見地做出了近乎于威脅的通牒：“……這使我對前線今後可能出現的不良後果不再負責，那就這樣吧，你們的決定我會記着。”
頗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得意味，咱們走着瞧。
事實上，由于内耗，蘇波戰争中發生過的奇葩事遠不止這些。
在一些戰鬥中，步兵已經搭成列車抵達前線，卻被勒令不準進攻，必須等騎兵騎馬從後方趕來。結果，到手邊的勝利又溜走了。
對此，作為方面軍司令的圖哈切夫斯基也無可奈何，隻能仰天長歎：論搞事情，還是你們厲害啊！
此外，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的一些不下确實太過抽象，例如在1920年8月23日，一股蘇聯騎兵與波蘭第一騎兵師正面遭遇，雙方兵力達3:1，相差懸殊，結果反倒是蘇軍被打得潰不成軍。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騎兵部隊隸屬于布瓊尼的騎兵軍，算得上是斯大林手下部隊中的精銳，為何打成這樣實在令人費解。
總而言之，蘇芬戰争表面上是蘇俄與波蘭兩個國家間的戰争，實際上是蘇俄高層内部不同派别之間的一次決戰。或許在他們看來，這場戰争輸了就輸了，蘇維埃政權不會傷筋動骨；而自己的權力根基受損，那可真要了命。
如此殘酷的内耗讓當局每一步的抉擇都變得非常困難，蘇俄一方最終能以“慘勝”收場，在國際舞台上高調炫耀“勝利者”姿态，其實也不算太糟。
而如此不分場合、不看時機的内耗幾乎貫穿了蘇聯曆史的每一階段，“堡壘最易從内部攻破”，蘇聯人并沒有吸取蘇波戰争的教訓，它早早地為這個悲催國家的命運埋下了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