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各有其信念彷徨、價值糾結和情感掙紮，在奮起與沉淪、因襲與開創的博弈中，各自塑造了人生樣範。那不是一堆幹癟類同的文化符号，而是一群鮮活獨特的生命個體。”
龔曙光在其新書《樣範》的自序中，如是評議五四時代的文學藝術大家，也如是評議他寫到的、可以稱為他的朋友的十餘位作家、藝術家。
龔曙光對生命個體看得非常重，他寫下這本書，目的就是還時代于個人。
《樣範》所寫人物在各自領域代表了所處時代
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龔曙光沉迷于五四時期一些大家的日記，尤其是日記中他們彼此間的記述。他認為，正是這些原生原真的記錄，還原了那個時代底色上，他們各不相同的堅韌生命、高貴品行與有趣的性情。
在其新書《樣範》的自序中，他提到了那些日記給他的閱讀體驗：“如同在綿延的戈壁上行走，突然發現了一叢蓬勃的沙棘，在高聳的斷崖上攀爬，意外看見了一片蒼綠的苔藓。的确，它們不代表戈壁的遼闊、斷崖的奇偉，但賦予了戈壁、斷崖以生趣和性靈……”
作為出版人且曾經以文學評論為主業，龔曙光在看五四那些大家的日記時，自然而然會想到和他自己同時代可以稱為人物的朋友，盡管他素來固執地認為魯迅之後無大師，但他也固執地認為他的那些可以稱為人物的朋友已經在各自的領域，代表了所處的時代。
“再過一百年，他們的樣範，或許也會被人稱頌和景仰，就像我們今天崇敬的‘五四先生’們。”龔曙光堅信。
這些朋友，一一走進了他的筆下，彙聚起來，便是他的新書《樣範》。這是他的第三本散文集。
大多數作家，他的創作曆程會是這樣的，在沒有成名之前，他會調動他所有的生活資源和藝術素養，凝聚為一部書，這樣使他能夠被文壇所關注，甚至成就他的文學之名。是以很多作家第一部作品就是他的代表作。第一部作品在生活、在情感、在思想各個方面，肯定是更飽和的。一旦成名，常常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他所有的生活領域都被他寫到了，後來再寫的時候，就不如當年那麼飽和。”
4月18日，龔曙光在聊及他的三本散文集的不同時，如是說。有着文藝理論打底、曾經是批評家的他有意識地避開了不少作家的覆轍，他并沒有把他所有的寫作資源都放在一本書中，他很清楚地規劃或者說計劃了自己的寫作。
“如果《日子瘋長》是對我個人生命曆程的一種回溯，那麼《滿世界》就是我對人類文明曆程的一種回溯；《樣範》則是我對文學生活的一種回溯和緻敬——我所寫的是我身邊這些可以稱為朋友的藝術大家、文學大家，寫的都是我跟他們的交往。”
如龔曙光所說，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日子瘋長》，隻寫了他進入大學之前的生活。《滿世界》隻寫了他在海外，作為一個企業家、一個文化人，跟世界同行打交道；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帶着中華文明，跟中華文明之外的文明打交道，主題非常清晰。是以，當他開始寫他的作家朋友、藝術家朋友時，情感和思想同樣飽滿。
避開作品評論，呈現所寫人物的整體生命氣息
《樣範》這個書名，是龔曙光和書中人物之一的“何先生立偉”一起議定的。有意思的是，何立偉也是龔曙光潛心文學評論時第一個撰文評論的作家。但在《樣範》中，龔曙光再寫到何立偉時，沒再評論他的小說創作成就，也沒評論何立偉的畫與攝影，更多的筆墨用在展現何立偉愛熱鬧的一面，說何立偉“幾乎所有熱鬧好玩的行當，他一樣都沒舍得落下”。
“人家各守各的圈子，在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裡種瓜得瓜，立偉卻愛啥種啥，孩子做遊戲一樣，在各種藝術田土間随意擺弄。有時候瓜田種瓜，有時候瓜田種豆，到頭得瓜還是得豆，他倒并不在乎，他得意的是，在每塊地頭都混出了一幫朋友。”
寥寥幾筆，何立偉的性情盡顯。龔曙光之是以在文中凸顯了何立偉愛朋友、愛熱鬧的這一面，是因為他從心裡面覺得何立偉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很愛朋友，龔曙光甚至認為何立偉的“愛朋友”也成就了他。“何立偉最重要、最真正的價值，就是他把自己做成了一個作品。何立偉可以說是一個行為藝術家，他的一生的形狀就是一個行為藝術作品。”
類似于寫何立偉，龔曙光寫《樣範》中其他人物，也都避開對他們作品的評論，是一種整體的、對所寫人物的生命氣息的把握，然後在這種整體的把握上，再把他們生活中的一些細節拿出來。如《說少功》中他寫2013年海口書市，他邀韓少功對話，“到了海邊的會場，少功才說自己重感冒，一夜沒睡好。因為燒還沒退，少功臉頰潮紅，嘴唇幹裂，眼神也有些迷離，說話有氣無力。”看到韓少功這樣，他原本想讓韓少功回去休息，他一個人把講座頂上去，但“少功笑一笑，說：‘來都來哒，哪能當逃兵呢？輕傷不下火線哈！不是說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蠻？今天我就霸回蠻！’”這個細節一出來，韓少功的霸蠻勁就出來了，人稱“韓爹”的韓少功，骨子裡始終還在的少年氣也出來了。
少年氣或是龔曙光書中所寫人物共有的一種樣範。對新知和前沿科學始終有着熱情的韓少功是；每每用才華戲弄時代的黃永玉是；鄭重對龔曙光說“人不論到什麼年紀，紅顔知己總是要有的”的龔曙光的老師宋遂良是；哪怕是以謙遜、沉穩著稱的唐浩明先生也是，當年整理出版《曾國藩日記》、撰寫長篇小說《曾國藩》時的果敢勇毅自然是少年氣，《曾國藩》出版三十年，要求新版去掉基于商業目的元素、把作品質樸地奉獻給讀者，也是一種少年氣。
從這一層面來講，與其說龔曙光在《樣範》中寫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即活躍在文學界、藝術界的作家和藝術家，不如說他記錄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少年氣、少年樣範，特别是這少年樣範呈現于這些被提及名字往往會加個字首“老”的這些作家、藝術家身上——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的樣範，緣何他們能夠始終有一股少年氣、有一副少年樣範，看完《樣範》後，難免會有所思。
對話丨 “表現一個時代的時候散文比小說要更有力量一些”
潇湘晨報：您曾說過，寫《日子瘋長》對您來說，是一個人的文藝複興；新書《樣範》中，我看到了由一群人引領着的一個時代的文藝複興。
龔曙光：一代文學家和一代文學家，一代文學和一代文學之間，所留下的距離有的可能是一個朝代，有的可能是一個時代。從白話文的角度來講，實際上我們經曆了100年。這100年正好經曆了三個代表性的時代。
第一個是五四時代。五四及五四延續到後面的（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構成了五四文學的完整版圖。實際上，五四文學的代表，肯定是五四運動爆發後的那十年時間，以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這一批在那個十年出來的代表性作家。
第二個時代是1949年之後。中國的新文藝由左翼文藝萌芽，到解放區延安文藝發展，到（上世紀）50年代形成一個高峰并延伸到60年代、70年代。這個時代所出現的柳青、周立波、丁玲、馬烽等等一批作家，他們的代表性時期，也就是50年代那十年。
第三個時代，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我們所謂的新時期文學。由于社會的巨大變遷，政治的巨大反撥，構成了這一個時代文學的裂變和噴發。
我在《樣範》中所寫到的就正好是80年代到90年代這個期間我所熟悉的這一批文學家、文藝家。當然這裡面有兩位年紀稍大一些，一個是黃永玉先生，一個是锺叔河先生。但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黃永玉先生作為一個畫家，锺先生作為一個編輯家，他們真正的文學創作噴發期也在這個時代。是以，我關注這一群人，很自然也就關注了、複原了那個時代，那個時代就是新文學所形成的一個高峰。我并沒有特别地去強調這個時代的共性。我身邊有一定熟悉程度的這些朋友，恰巧是那個時代中最活躍甚至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在序言中說，我不特别強調他們是如何共同頂起了這個偉大時代，我更關注的是他們在時代滾滾洪流中，如何自我成就。是以我更多的是寫一個一個的人，但由于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他們創作爆發的時代以及他們的成就鎖定的時代具有了共通性，是以他也就成了對那個時代的一種回憶、一種模型。
潇湘晨報：是以，您雖然隻寫了十幾位作家、畫家，但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樣範。
龔曙光：任何一個時代，尤其是我們談文化問題，它肯定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一定是由一些具體生動的一個個個體生命，最終彙成了這個時代。用我的話來講，就是一個一個具體人的樣範，最終構成了那個時代的風範。像我們講五四，我們說到五四時代的文化、學問等等，我們一般都不會首先想到德先生、賽先生這種相對抽象的概念，我們一定是想到由蔡元培先生請去北大的教授們，由梁啟超先生領銜的清華的五導師，必然是這些人在你的頭腦中浮現出來。
而未來談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中國文學或者藝術，也一定會浮現黃永玉、韓少功、張炜、殘雪等等我寫的這些人，他們的形象、他們的樣範，構成了我們對那一個時代整體風範的一種解析和表現。
潇湘晨報：用散文的形式去寫人，要把一個人寫得很立體、豐滿，是很難的。尤其是寫有些知名度、有明顯辨識度的人——就像您《樣範》中寫到的大多數人。是以很多作家更願意把身邊熟人處理成小說中的人物，您有沒有想過寫小說？
龔曙光：小說可以以現實中某個人為model，可以吸取他生活中的一些素材，但你塑造出來的這個人，不能說就是現實中的那個人。小說也可以通過一個虛構的形象或者是一群虛構的形象去表現某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你不能說你表現了某個生活中具體的作家或者是藝術家。
要表現這個時代現實生活中的一個藝術家，我覺得隻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散文，一種是詩歌。比方說我們用小說去創造魯迅先生，這似乎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我們寫蕭紅、張愛玲等，标準的文本應該是散文，記人、記事的散文。散文是我們中國文學或者中國文化最古老的文本中記人的最基本的文體。比方說司馬遷，他在《史記》中所寫的這些人物，就是散文。他在追求生動性的時候，一定是用散文。
另外，我目前覺得，表現一個時代的時候，散文比小說要更有力量一些。你要複原一個時代、複原一群人或者一個人的時候，最重要的要求是什麼？是真實。什麼東西最真實？跟你的個人生活有交集，你親眼看到的、親耳聽到的、你在實際的接觸中體驗或體會到的，它的原真性也好，誠實性也好，就會被讀者所認識，甚至會認同。小說中，你塑造的形象可能很生動，讀者可能會很喜歡，但他知道這是虛構的。是以，文本創作的目的性和文體的選擇必須要比對，比對的最大因素是要達到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一個一個人的生動的、真實的描寫和表現，最後呈現出他在這個時代中的獨特地位或作用。
潇湘晨報：相較于您剛才提到的《史記》，現在我們很多散文的承載力在變小。
龔曙光：現在散文越寫越小，是作家的問題。散文是一個自始至終以作家為主人公的文體，散文的大小，取決于作家自己的大小。詩歌、小說和戲劇都可以通過想象和虛構去表現，唯獨散文必須是你的真實情感的表達，必須是你生活經曆的表達，必須是你思考過程的表達。
為什麼我們一講散文就講先秦的散文？因為先秦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天才們橫空出世，聯袂而行。為什麼講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好？因為那是中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為什麼說五四時代的散文好？因為那是摧枯拉朽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出現的作家，自身就是革命家、思想家，就是文化的破壞者和創立者。
我們現在的散文家，一部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一批作家，他們中間的賈平凹、張炜、韓少功等，既是小說成就的主體，也是散文成就的主體。但毫無疑問，他們早期的散文和現在的相比，除了韓少功，其他人的散文在生活的親曆性、思想的尖銳性、情感的飽和度肯定也是有所稀釋的。他們成名很早後，被社會裝進了象牙塔，客觀地講，他們和生活是相對隔膜的。另外一部分，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這也成為一個主體了。這些人當然也是有生活的，這些生活伴随着這個時代的急劇的變化對他們的人生形成了很大的影響，但我們也要看到，這個時代對成就一個文學家是沒那麼有利的。是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高度經濟化之後，對于文學所形成的信念上的沖擊，以及網際網路高度發達之後，個人圈層的變化以及表達方式的便捷，也對一個作家形成自己的寫作的壓力或表達的一種噴發感也會産生影響。
潇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攝影記者孔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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