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用戶端 記者 宋浩
從杭州東站去之江，曆史學家楊念群與作家畢飛宇同乘一輛車。
楊念群、畢飛宇、王蒙到達杭州後合影。
他們都是“春風悅讀榜”評委，來杭州參加第12屆春風悅讀榜年度頒獎典禮。車上，兩人聊起清史、李鴻章等話題。我當時坐前排，心想，梁啟超的《李鴻章傳》真好，豆瓣9.5分，坊間有個說法“20世紀四大傳記”，這本居首。
後來，我找到機會請教楊念群，是否介意被問到梁啟超、楊度（他的曾祖和外曾祖）。楊念群教授表示，當然，“學問是自己做的，祖先優秀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産物。隻有沒出息的子孫，才會拉祖宗的大旗來說事。”
實際上，在自己的史學研究中，楊念群也盡量少觸及先人的日常，而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曆史脈絡裡去了解。
頒獎典禮結束後，4月下旬，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參加了錢報讀書會“曆史的多棱鏡：思想、權力與概念——楊念群新書分享”，在解放路新華書店，圍繞近年兩本新作《問道》和《“天命”如何轉移》，與學者吳铮強、黃博對談。
《問道》一書面向大衆，提煉了天下觀、正統論、儒法思想、老莊智慧、新儒學、中國佛教六大主題，圍繞天下、九州、周禮、五服制度、五德終始說、夷夏之辨、大一統、公與私、仁義觀、逍遙遊、齊物論、禅宗公案等70多個曆史觀念，提出70多個問題，以此闡釋中國思想史。《“天命”如何轉移》與《問道》前半部分相通，出版于去年，是楊念群潛心多年撰寫的又一部著作。
浙江大學教授吳铮強、四川大學副教授黃博是楊念群的“迷弟”。吳铮強說，自己讀大學時就參考過楊念群的《中層理論》；黃博是奔着楊念群來的，專程從成都趕來杭州參加活動。
現場讀者中，有來自浙江大學、杭州師範大學的學生，還有一位從河北保定來的讀者——她讀了《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梁啟超談家庭教育》等書，希望與楊念群交流。
現場讀者交流。
【1】
吳铮強兼任主持人，他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問道》第一章為什麼先談“什麼是中國”？
中國的概念很多人都在談。有紀錄片《何以中國》、學者葛兆光有《宅茲中國》，曆史學界也有從周邊看中國、東亞看中國、全球看中國等角度。楊念群認為，“中國”是一直發生變動的概念。
周代青銅器上“宅茲中國”銘文。
中國的範圍，早期隻是東周洛邑（今洛陽）的範圍，以周王為核心的網絡，排斥周邊族群。所謂“華夏”，正是周人推翻商朝後，自命為夏的繼承人，以“華”為形容詞，稱贊夏文化華美典雅。同時，周人建立的“周禮”，也奠定了中國的精神底色。
華夏與夷狄的對立，恰恰是定義早期中國的必備條件。楊念群以吳铮強、黃博研究的宋代舉例，宋代也是在與遼、金、蒙古的對立中确立中國形象的。宋代士大夫熱衷闡述《春秋》的“尊王攘夷”，但兩宋的側重點不一樣。北宋相對保持了漢民族聚居的疆域規模，是以北宋士大夫偏愛闡揚“尊王”。經曆靖康之變，南宋儒家轉向“攘夷”，拼命排斥北方少數族群。
周文王
是以談“中國”，首先要在“夷夏之辨”的架構中展開。實際上，中國的邊界也是不斷變化的，“夷”可變為“夏”，“夏”可變為“夷”——舜曾是東夷，周文王曾是西夷，他們都成為中華文明中的“聖王”。
本書的副标題是“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過往思想史的寫法，比如錢穆和馮友蘭先生，是以一個個思想家、一個個流派為綱，按時間先後來寫。而楊念群《問道》先談“天下觀”。
楊念群表示，中國思想史上，“天地君親師”是始終貫穿的。這五個字的内涵和關聯，是認識中國思想史的立體剖面。以孔子為代表的曆代思想家，是其中“師”的層面，此外還有宇宙觀、地理觀、對帝王的認知、對家庭的認知。
正如錢穆先生說，這五個字“始見荀子書中，此下兩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頭。其在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中之意義價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比如人對上天自然的崇拜。商朝人好談鬼神，凡事祝禱占蔔。秦漢之後，皇帝往往需要确立“正統”地位，比如母親遇龍而生，比如眼睛“重瞳”，最荒唐的就是漢代谶緯。日蝕、水災、地震等各種祥瑞、災異，都被看做上天與人溝通的“語言”。最終王莽也借此滅亡西漢，他宣稱自己獲得了天命。
谶緯的背後，是儒家思想與皇權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确立“正統”。直到宋代之後，新儒家對思想進行改造，理學誕生，“正統”的含義被歐陽修等儒家士大夫改變。也是從宋代開始，儒家思想走向人文化，不再是政治神話的層面，也很少再談怪力亂神。
【2】
在《“天命”如何轉移》一書中，楊念群着重解讀了清朝“曾靜案”。這一事件是讨論“大一統”的典型案例。
曾靜是湖南一個底層讀書人，受清初思想家呂留良“攘夷”思想的影響，他覺得滿人是夷狄，就沒資格統治中國，于是寫信給川陝總督嶽鐘琪，希望他以嶽飛後人的身份，舉旗反清，驅除滿人，恢複中華。
雍正得到嶽鐘琪的彙報，驚訝地發現，入關近百年，漢族知識界仍然秉承宋明儒家“攘夷”的立場。為了消除排滿思想，他抓來曾靜，沒有一殺了之，而是與他展開了一場論辯。
雍正的觀點是，如果“聖人”隻能選擇關内之人，那某個漢人皇帝号稱是聖王血脈，但毫無道德、昏庸無能，那這種血統論不成了他的護身符嗎？如果滿人入承大統卻勵精圖治，光大中華文化，嚴守聖賢道德标準，卻得不到漢族士大夫的認可，這公平嗎？
經過長達一年的辯論後，曾靜承認自己以宋明的“夷夏觀”盲目批評清朝統治，是錯誤的。聖人不必嚴分南北東西，關鍵在于能否融合不同族群為一體，謀求共同發展利益。
楊念群教授。
清朝以女真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同時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統統納入帝國版圖，重建立立起漢唐時代“大一統”氣質的王朝。在武功卓絕的同時，清朝統治者以“大一統”重新定義“中國”的概念。
宋代新儒家樹立起“道統”，以示漢文化對遼、金的影響，抵消宋代沒有能夠大一統的損失——政治軍事上的弱勢，試圖在文化上建立起心理優勢。楊念群說，宋代“道統”的建立實際上是對“大一統”的消解，可以稱作一種“文化補償心理”。而清朝皇帝一方面突破宋明理學的“正統論”，一方面又吸收蒙、藏的曆史傳統，以“大一統”加以整合闡釋。
清代疆域直追漢唐，是以乾隆皇帝也喜歡以漢唐自比。乾隆對待曾靜“夷夏之辨”這樣的思想，則是超越宋明理學，回到漢朝“大一統”，以示清代是漢代曆史觀的合格繼承人，是當之無愧的“正統”。
清朝這份政治遺産，孫中山也進行了繼承，提出“五族共和”，強調國家統一。這甚至也是今天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正如今天我們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也是清朝藩部制的延續。”
黃博副教授
黃博表示贊同，西藏地區從吐蕃王朝開始的千年文化傳統，也成為清代“大一統”的一部分。乾隆皇帝的“天命”，既是宋明新儒學中的“聖王”，也是藏傳佛教的轉輪王，又是蒙古的大汗。
吳铮強則從杭州曆史角度出發，他說，今天的西湖十景是康熙、乾隆下江南後重建的結果， “如果沒有這兩個皇帝的重建，我們今天也看不到這樣的西湖十景。” 其中包含了滿人統治者對漢文化的一種追溯，拉攏漢人士大夫的一種合作心态。
吳铮強教授。
吳铮強的話，照應了楊念群十幾年前的著作《何處是“江南”》，康熙、雍正和乾隆與江南漢族士大夫之間經過微妙而複雜的博弈，從對抗走向合作，清朝皇帝漸漸馴服漢文明，确立“大一統”的正統地位。
【3】
順着大一統的話題，楊念群也分享了他對美國“新清史”的看法。
該學派從“内亞”視角定位清朝，善于利用滿、蒙史料，突出滿族特性，強調清朝與曆代漢族王朝不同，是一個内亞帝國而非簡單等同于中國。楊念群教授表示，首先，清朝确實不是宋明的中國，但它通過“大一統”把多民族整合在一個新的共同體架構下，重新定義了“中國”。
其次，“新清史”一直有一種誤解，那就是“大一統”的實作類似于西方對非西方文明的侵略，就像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擴張。“我覺得不一樣，”楊念群說，西方殖民主義的特點，一是屠殺當地群眾，二是掠奪當地資源為自己的資本積累服務。“但你看，清朝對準格爾的戰争後，恰恰相反，不斷以内地資源補充新疆資源，清代稱‘協饷’，還派人去屯田、貿易，通過内地的資源給邊疆以支撐，這可不是西方殖民的治理架構。”
《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
今天的對口支援，也是大一統下資源再配置設定的基本形式。大一統在統合廣大疆域方面的協調能力，是值得肯定的。當然也必須看到大一統壓抑言論自由的一面、束縛世道人心的一面，清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字獄的頻繁發生。
中國思想史的遺産，今天應該如何認識，如何完成創新性轉化？楊念群表示，隻能更加改革開放，我們不能有過去的天朝心态，而是要更加融入世界大潮，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其他優秀思想文化接觸、碰撞、借鑒、吸收。“東方和西方，不應該對立起來，而是應該建立共同的價值觀。”
在《問道》一書中，除了天下觀、正統觀之外，楊念群還讨論了儒家、法家、道家、宋明新儒學以及佛教等内容。
讀者交流環節，楊念群提到，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已經與原始佛教有了較大的區分，與儒學發生互相作用。在《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中，儒家士大夫受禅宗影響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在朱熹、王陽明的表述中非常常見。這也是禅宗能夠取代佛教其他宗派，在中國發揚光大的原因。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漸漸深入文人的精神傳統和文學藝術創作，成為中國思想史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活動結束後讀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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