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最終決裂究竟起于何時？
在談及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系走向決裂時，人們大都将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的那一刻看作是兩國關系走向破裂的風向标，這一時刻為1960年7月16日。
這一天，蘇聯駐華大使館向中國外交部送出照會，指出中國向蘇聯專家散發《列甯主義萬歲》小冊子，是将“自己觀點強加于蘇聯專家”，是對蘇聯專家勞動的“公開的不尊重”，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和顧問。7月25日，不待中國答複，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已在華的全部蘇聯專家将于7月28日到9月1日離境，且終止派遣按照協定應繼續派出的900名專家。7月31日，中國政府複照會蘇聯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撤走專家的決定，并表示願意挽留在華工作未到期的專家。然，蘇方不但不買賬，而且還在一個月内便撤走了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中斷了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定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許多重要裝置和物資的供應。
其實蘇聯照會中提及散發小冊子之事不過是個托詞而已，赫魯曉夫之是以下如此“狠手”，無疑對毛澤東對他搞得那些“大國沙文主義”行徑之強烈反應和抵制的一種報複。如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中蘇建立共同艦隊等。換言之，兩位大國領袖之間的博弈使赫魯曉夫倍受刺激和顔面盡失，他必須還以顔色，以便給中共一個教訓。然，此事件發生後，兩國關系并未走到人們想象的決裂一步。相反雙方仍有修複中蘇兩黨和兩國關系的強烈願望，似乎誰也沒有勇氣先作捅破這張窗戶紙。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
正因如此，從1962年到1963年之間，中蘇雙方還是在國際社會上互相支援，互相站台。為從根本上消除雙方分歧，1963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共代表團舉行會談，打算一次性解決中蘇長期以來存在的分歧。會談持續了半月之久，先後舉行了11次會談。與中方對陣的是蘇聯意識形态領域的“灰衣主教”，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的蘇斯洛夫，他也是以後将赫魯曉夫趕下台的兩名策劃者之一。
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
會談期間，各方均坦率地将對方的不滿及産生的分歧擺到了桌面上，從自中共建黨一直談到中印邊境沖突。或許是過去積怨太深，或許是各方妥協讓步的餘地太小，會談不幸無果而終。其實，談判進行到7月14日這一天已經談崩了。原因是當日蘇共中央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産黨員的公開信》，在在意識形态領域内對中共進行全面的、多元度的、系統性的攻擊。鄧小平後來回憶這段曆史時曾談到：“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 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1963年7月21日，鄧小平率代表團回到北京
“來而不往，非禮也”，于是乎，中蘇在意識形态方面的大論戰拉開了序幕。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中共寫作班子先後發表了九篇抨擊蘇共的檄文，這就是著名的“九評”。據說當時“十評”都寫好了，遺憾的是文章還未發表，赫魯曉夫便因蘇共内讧而下台了。
赫魯曉夫下台後，毛澤東連續幾天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是分析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二是判斷蘇共新上司人勃列日涅夫對華政策的走向。中共出手的舉措是，一方面向蘇聯發出了顯示中蘇友好的電文，且所有報刊媒體都停止了有關中蘇大論戰的宣傳。另一方面，借十月革命47周年之際，派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慶祝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修複中蘇兩國已是十分脆弱的關系。
1964年11月5日，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副團長為賀龍，團員有康生、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等。接待代表團的為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1963年11月7日晚，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在克裡姆林宮宴會廳舉行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酒會，中國代表團與其它社會主義各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酒會。時任蘇共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發表緻辭後，時任蘇聯國防部長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也緻了祝酒辭。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
時，周恩來與賀龍一起去會了會參加酒會的那些蘇軍那些老朋友。豈料，幾杯酒下肚的馬利諾夫斯基竟開始大放厥詞。他先拿蘇軍元帥服說事兒，他拉住賀龍說道：“我們的元帥服太浮華，我喜歡戰士的短襖。我們的元帥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們的是毛胡造的。”面對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賀龍倒顯得十分克制：“你胡說些什麼呀，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随即轉身向正在與蘇軍其他将領祝酒的周恩來走去。誰知馬利諾夫斯基跟着走過來，且仍不依不饒地嚷嚷着，“不要讓任何鬼來擾亂我們的關系，不要耍政治魔術，不要讓任何毛、任何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 周聽罷勃然大怒，一把推開馬林諾夫斯基，與賀龍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然，那馬利諾夫斯基并未罷休，仍在後面喊着：“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而你們要把毛搞掉”。
羅季翁·雅科夫列維奇·馬利諾夫斯基
當然，周還聽到幾位蘇軍元帥大聲地說，“我們不同意他的說法！” 。他還聽到了時任蘇軍總參謀長的紮哈羅夫元帥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每種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時候。” 因當時有美國記者在場，周走到柯西金等蘇共上司人面前，低聲地提出了抗議。然，柯西金卻認為這是馬利諾夫斯基醉酒導緻。周恩來并不買賬地說道：“酒後吐真言嘛！”。抗議不僅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表現在行動上。正在勃列日涅夫品嘗美食的不經意間，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竟集體從宴會廳“拂袖而去”，弄得勃列日涅夫“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就是史稱的那起“馬利諾夫斯基事件”。
列昂尼德·伊裡奇·勃列日涅夫
次日，勃列日涅夫率一衆蘇聯上司人到中國代表團住所拜訪，周恩來再次追責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事件：“蘇共歡迎我們來，是不是為了當衆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着中國共産黨也撤換毛澤東的上司？”。周又引用西方媒體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定，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
其實，勃列日涅夫率蘇共主要上司人的這次拜會就是當面向中共代表團道歉來的。他表示對此事感到不安和憤怒，說馬利諾夫斯基的酒後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且已受到嚴厲的指責。現在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中共代表團道歉。然，中共并不認為馬利諾夫斯基乃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并非簡單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映了蘇聯上司人中敵視中國的仍大有人在。或許是受“馬林諾夫斯基事件”的影響，接下來的雙方多次會談中，不但會談氣氛大打折扣，而且也沒談出個是以然來。面對此情此景，周恩來非常失望地對蘇共上司人說到：“如雙方原則性問題達不成一緻，就沒有必要再談了！”
這張國人都熟悉的照片就是1964年11月14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傳回中國時，親自到機場迎接的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與周恩來的合影。那天到機場迎接的中國黨政代表團的有1000多人，聲勢十分浩大。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無疑是一種示威，也是做給蘇聯人看的。許多中國學者，尤其是前蘇聯學者大都将“馬林諾夫斯基事件”看作中蘇最終決裂的标志。
其實并非如此。根據已解密的前蘇聯檔案披露出的資訊表明，盡管發生了“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但在勃列日涅夫道歉後，中蘇雙方還是按照着維系兩國關系不破裂的意願行走的，還是按照中蘇友好的原則維系兩國關系氛圍的。如1964年毛澤東生日到來之際收到了蘇共的賀電，1965年1月，蘇聯提出了恢複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措施，中蘇兩國就第二次萬隆會議相關事宜進行了溝通，雙方的外交活動和兩黨之間的交往應當是正常的，且中蘇之間并未發生明顯的沖突或沖突。兩國貿易也是正常的，記得那會兒中國仍在向蘇聯購買伊爾18客機，中國進口安-24客機和安-26運輸機也發生在那個年代。令人換言之，“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後的中蘇關系并未破裂。
那麼，究竟什麼是導緻中蘇兩國關系最終破裂的原因呢？中國官方和史學界至今尚無一個統一的說法。但從已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可發現在1965年2月至3月間，中蘇在對越南戰争政策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歧。根據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記錄，無論2月份中蘇兩國總理的會晤紀要，還是蘇聯駐華大使切爾沃年科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紀要，雙方在越南是否要走“和平過渡”這條路線方面發生了激烈争論。
劉曉（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
自美國直接插手越南戰争以來，中國始終支援越南抗美鬥争。然，蘇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竟背着越南與美國“勾肩搭臂”，暗中撮合一種所謂“和平過渡”的解決方案。中方并不反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但認為絕不能放棄“武裝鬥争”的模式赢得勝利。然，蘇方置中方的立場于不顧，執意要走“和平過渡”路線，在援越抗美的行動中，僅停留在“面子工程”的層面上，給予越南的武器裝備并非越南所需。這不禁使中方聯想到1962年發生的那場古巴飛彈危機，在蘇聯達到自己的目的後，為避免與美國直接沖突，撤走部署在古巴的飛彈，最終出賣了古巴。正如劉曉大使在與切爾沃年科大使會談中失望地表示：“如果蘇聯再這樣下去，蘇聯明朗的太陽就該走向落日了。”
根據俄羅斯檔案館文獻的記載，自此中共就拒絕參加蘇聯召集的社會主義各國參加的莫斯科會議了，也标志着中共正式退出蘇聯主導的世界社會主義聯盟，也标志着中蘇同盟關系的徹底破裂。随着珍寶島武裝沖突的爆發，蘇聯叫嚣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般的核打擊”，在中蘇、中蒙邊界陳兵百萬，中蘇兩國已成敵國。“蘇修”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已成了比美國更壞，更有威脅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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