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竟不是管仲首創？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
現行曆史教科書将“尊王攘夷”作為春秋初年管仲相齊的口号舉出，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到春秋初年才形成這種觀念，隻是一個資強大諸侯建立霸權的工具。
其實，先秦“尊王攘夷”觀念形成于五帝時期，确立于夏王朝，盛行于殷商和西周長達1000多年間。春秋時期周王室實際喪失“攘夷”上司權，“尊王”口号是對新王權中心的呼喚。
從原始社會末期直至商周時期，中原及其邊緣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部族鬥争。農業部族過着定居的農耕經濟生活，而遊牧部族大多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經濟。
他們習于遊獵，機動性強，将掠奪作為畜牧之外的另一種生産方式，經常對農業部族發起猝然進攻。農業部族的農業生産對于土壤條件、水源分布、種植品種、氣溫和濕度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
農業部族不願在莊稼成熟之前遷徙，也不願放棄已開墾的土地，是以，建立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對農業部族至關重要。這時，誰能代表農業部族的利益“攘夷”，誰就是全社會擁戴的英雄。
黃帝行色匆匆，一方面為保護農業經濟四處征戰，另一方面在遊牧部族的壓迫下又不得不“遷徙無常處”。堯舜時期，同異族的沖突也表現得十分尖銳。
堯時對三苗進行了多次大規模戰争。五帝正是在這一次次的征戰中建立自己王權的。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從此王是國家政權的最高代表。
而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民族問題的本質是階級鬥争問題。中原地區在向文明時代過渡的過程中，激烈的民族鬥争使華夏各部族認識到，要“攘夷”就必須走向統一，為“攘夷”必須“尊王”。
正是适應這種曆史需要，五帝上司“攘夷”，已經走到文明社會的門檻前。夏禹通過征伐三苗建立王權，夏啟伐有扈建立家天下。
但是夏啟死後，五子争立，東方夷人有窮氏的後羿，趁亂攻入夏都，趕走太康,俨然一個中原王者的架勢，直到少康積蓄了足夠的軍事力量，才得以恢複夏王朝的統治地位。
杼繼位後，“征于東海”，使諸多東夷部族臣服于夏，受夏爵命，使夏朝恢複到啟時候的興盛局面。夏王朝經過太康失國、少康中興等事變，直到杼“征于東海”，才最終使中國古代王權得到确立。
此後，雖有殷商初年伊尹流放太甲于桐宮、西周初年周公等事件，但當事者懾于社會壓力，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戰王權。
周原蔔辭有伐蜀、征巢等内容，也是以武力取代殷商，以武力争奪天下。商朝建立後;周滅商後也向四方征讨，擔當起“攘夷”重任。
王位在内外交困中被周人取代；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镝京，周王罔顧上司“攘夷”大業，此後中原陷入諸侯紛争局面。
中國三代的政體結構是分封制。分封制是夏商以來的傳統政治制度，西周分封擴大了同姓分封的規模，而許多舊國的統治權從上古傳承，在周初也得到承認。
在分封制下，各封國擁戴王室，繳納貢賦，提供力役，拱衛王室，隻是統一王朝下的一個地方單元；三代政權遵遞說明，王權歸屬随“攘夷”上司權轉移王權強弱也随爽夏民族态勢變動。
從西周末年開始，王室衰微。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的山戎、犬戎、東山奉落氏、伊洛之戎、陸渾之戎、姜戎、白狄、赤狄、根牟、潞氏、鮮虞等部族内侵騷擾。
中央王室卻無力承擔“攘夷”大任，形成“中國不絕若線”的危急局面(《公羊傳》僖公四年）。與此同時，一些諸侯在經濟和軍事上坐大，有能力主導“攘夷”事業。
但他們在政治上仍是矮人，缺乏足夠的号召力。如齊桓公于春秋初年首次邀集諸侯國會盟的時候，隻有宋、陳、蔡、邾到會，齊桓公為建立自己的霸權不得不轉而在名分上仍然擁戴周王。
周王由于諸侯的朝聘、貢獻大大減少，王室财政拮據，不得不向諸侯“求膊”、“告饑”、“求車”、“求金”，經濟上有求于諸侯，政治上就不得不接受諸侯的擺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