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這裡的人因為了解自己的故鄉，重新愛上這片土地。
孫慶忠在王金莊的梯田上。朱嘉 攝
當一個古老的村落遇到一批社會學家将會發生什麼？
2014年4月8日，作為第二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地的候選之一，河北王金莊村旱作石堰梯田的申報書落在了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孫慶忠的手中，為一段神奇的際遇埋下了種子。一個深埋于冀西南大山之間的傳統農耕村莊，一個持續關注鄉村社會的年輕研究團隊，以此為契機在接下來的近10年裡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走進彼此，産生了雙方都為之感動與震撼的化學反應。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的概念起源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2002年發起的一項大型國際計劃，反映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态适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2012年，大陸啟動了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的發掘與保護工作，2014年1月16日，在第一批被聘任的25名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專家委員會成員裡，孫慶忠是最年輕的一位。
從2014年夏天開始，孫慶忠帶領他的學生組成了一支農業文化遺産研究團隊，開始了一場“以文化幹預撬動鄉村建設”的農遺保護行動。從陝西佳縣的千年古棗園，到内蒙古敖漢旗旱作農業起源地；從太行山深處的古村落，到地處邊疆的哈尼族村寨，他們在觀察與發現的同時，也在賦予它們一些新的意義：讓這裡的人因為了解自己的故鄉，重新愛上這片土地。
“盡管我們擁有幾千年農耕史，中華文明未曾間斷過，但就如同現代化背景下農業的命運一樣，農業文化遺産一直處于‘被遺忘’的境地。”孫慶忠教授曾在他的一本書裡寫道。而對于王金莊村來說，這既是一個可以被重新“記起”的機會，也是一條值得探索的發展之路，探索通向更好的未來。
起心動念
如果在百度上查詢孫慶忠的百科詞條，會看到他的專業方向是“人類學”，似乎和農業文化遺産聯系不到一起。但事實上，在2013年正式加入這項工作以前，他已經有了近20年的鄉村調研經曆，關注鄉土社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早在1995年，孫慶忠還在沈陽師範大學中文系講授“民間文學”和“中國民俗學”課程時，為了豐富自己的課堂，提供一些“帶有親身經曆與感受”的田野素材，他開始在遼北和遼西的農村進行調研。“這二十八九年的時間一直在跑着，對于民間社會的關注和農業文化遺産的研究，在我的專業領域裡找到了一條共通的路。因為他們關注的問題恰恰也是我關注的。”
有了先前的經曆，孫慶忠對農業文化遺産研究的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它包含了農學、生态學、自然資源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重學科的範疇，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與實踐領域”，更重要的是，它與當下的鄉村建設連接配接到了一起。“利用自上而下的文化幹預，給基層的老百姓和傳統的農耕社群帶來一線希望。”他說，這是自己起心動念把研究一路做下來的原因。
最初的一站是陝北。2014年年初，孫慶忠在當時的農業文化遺産評定工作中聽說了一件“奇事”：陝西佳縣的泥河溝村有一個古棗園，裡邊的棗樹居然有1300多年的曆史了。“棗樹是人工培植的，那與棗樹相伴的村落曆史文化得多深厚？”帶着滿心的疑問與好奇，當年6月份，研究團隊出發了。
進村之後的情景确實出乎意料，令人稱“奇”。“奇”的不僅是1300年的古棗樹确實存在，還有這個小村莊的現狀：全村有213戶806人，常年在村的隻有158人，其中又有111位已經年過花甲。僅有的一名“80後”已經算是年輕人，在做淘沙生意。“就是人去村空的狀态，看不到活力。”
在孫慶忠看來，泥河溝村的情況在農業文化遺産地中并非個例。這些村莊一邊擁有着深厚的曆史文化和豐富的人文資源，另一邊卻面臨着貧瘠和凋敝。“從2013年第一批19個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到目前22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地誕生，這是幾千年農耕文化留在現代社會的縮影，可以說是中國人的精神故鄉。”但“農業文化遺産”這個名号能帶給這些鄉村什麼實實在在的影響？這個問題一直萦繞在他腦海間。
琢磨了一段時間，師生幾個決定先去縣裡的檔案館查查資料。不查不知道，翻遍縣志和所有文史記錄，關于這個古棗園所在村落的記載隻有不到300個字。失落之餘，孫慶忠決定，就從撰寫村志入手，為村莊找回過往，為這裡的人找回“熱愛家鄉的情感依據”。“那個時候我就鼓勵學生說，這個村子沒有哪個時期比現在更需要我們，越是文化缺失、無人問津的時候，我們社會學學生的價值越能夠被凸顯出來。”
研究團隊聽“農民秀才”王林定（左二）講故事。孫慶忠 攝
四年之後的2018年，“陝西佳縣古棗園·天下紅棗第一村——泥河溝叢書”正式出版，三本書洋洋灑灑近百萬字。“過去對于遺産地的研究，自然科學的産出比較多，像棗樹的品種、種植技術什麼的都有介紹，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始終是我們農業文化遺産研究的一大痛點。”孫慶忠說，“我們用了三年半的時間，讓這個村落因為我們的到來擁有了文字記載的曆史，這就是一種搶救性的文化挖掘。”
被鎮住了
王金莊村的李為青第一次見到孫慶忠是在2017年，研究團隊舉辦的“泥河溝大講堂”上。這位年近60歲的農民第一次聽農業大學的老師講課，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眼中，這位孫老師“講話特别好聽”，讓人“眼前一亮”。“老師就說，我們王金莊這個地方生态脆弱，土地貧瘠，但是自元朝修築梯田到今天，人口卻在一直增長，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從那以後，李為青感覺自己就像某種基因“動”了一下，用他的話說就是“眼光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李為青還在做貨車司機，在涉縣的一家鋼鐵廠上班，對家鄉的留戀讓他一直選擇生活在這裡。但從小生活在王金莊，成長在漫山遍野的梯田之間，在聽了幾次講座之後，他突然感覺自己有些“不認識這個地方了”。“根本就不了解。一街村不知道二街村的事，張家地裡的人不了解李家地裡的事，如果對自己的家鄉都不了解，那真的是白生白養了。”
從那次講座往回算，師生們其實已經在村子裡“安營紮寨”式地研究兩年了。
第一次來王金莊是2015年的暑期，研究團隊剛從泥河溝村回來，孫慶忠隻帶了一名學生，打算先“探探底”。但當他們來到這裡，孫慶忠第一眼就“被鎮住了”：村莊像一條魚一樣趴在群山之間，山上都是人工修築的整齊梯田，滿眼的蜿蜒線條組成的“第二長城”蔚為壯觀。“它就像一個标準的實驗場一樣，無論從學術研究還是文化挖掘的角度，都極富有典型價值。”
但他們也很快意識到，這裡與陝北的情況不同，泥河溝村的工作經驗肯定不能直接套用在王金莊。“村莊很大，分為5個行政村，而且這5個村子是連着的，外人根本分不清。梯田上邊布滿了各個時代的曆史印記，又呈現出不同的景觀。”摸底之後，孫慶忠決定要“打包圍戰”——先帶着學生了解梯田。
為了研究友善，他們把梯田系統分成多個元素，分給不同的學生負責。“王金莊地區是典型的雨養農業，首先水和土是最重要的元素，當地人修了很多水窖，整個旱作農業系統都靠它才能活……”按照這個思路，團隊裡有人研究水窖，有人研究石頭，還有道路、作物品種……“還有專門研究毛驢的。”
大家一邊研究，一邊為這個古老的梯田系統震撼和驚奇。比如他們發現，村子裡的傳統作物品種多達171個，光是豆角就有十多種。“從春天開始播種，一直能吃到深秋。老百姓管這叫‘地種百樣不靠天’，它解決的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再比如，由于梯田道路的特殊性，不管是耕作還是修築梯田都需要驢，是以毛驢被當地人看作是“半家子人”“半個家當”，“老百姓會在冬至這一天給驢過生日，驢死了也不會吃掉，而是找個地方埋起來。”
驢在王金莊人的生産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劉莉 攝
2017年10月，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共同保護梯田，王金莊村成立了旱作梯田保護和利用協會，七十多名村民自發報名組成了第一批會員。成立協會的建議是孫慶忠提出來的，“農業文化遺産保護必須建立起多方參與機制，從遺産的角度來說，它的第一保護人應該是農民。”
協會成立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個“大活兒”。為了盤清家底，2019年，研究團隊要對王金莊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文化挖掘普查工作，“就是把這裡的坡坡垴垴、溝溝嶺嶺，甚至村裡有多少個水窖，山上有多少棵黑棗樹、核桃樹都統計清楚。”孫慶忠說，“以前老百姓隻是估計一個大概的數字，現在要讓家鄉的資源清清楚楚。這樣做的目的，除了為梯田保護做好鋪墊工作，更為重要的是，讓村民重新發現村莊，進而找到他們熱愛家鄉的依據。”
在這次“空前絕後”的查家底行動中，梯田協會的所有成員都參與了進來，跟着團隊裡的學生一起數梯田、數核桃樹和石庵子。“我們當地話叫‘石檐子’，就是當時修梯田的人在石頭上搭建的一個小窩棚，累了可以在裡邊休息，也可以放一些雜物工具。”李為青說，不同時代的人在石庵子的門洞上刻下文字，記錄着完工的年月。全村1159個石庵子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清代的鹹豐時期。他還記得，有村民發現了一個門洞，上面記載的修築時間居然是大年初三。“這就是說，我們的老祖宗在數九隆冬，甚至過年的時候還在修，你說那時候的人有多勤勞啊。”李為青感歎着。
開個藥方
從2015年的暑期到今年的9年時間裡，王金莊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駐村調研，前面一撥學生畢業走了，緊接着又迎來新的隊員。每個參與過研究的學生幾乎都在村子裡住過四五十天。
2012級大學生郭天禹是團隊裡最早參與的學生，也是2015年最早跟着老師來王金莊“摸底”的成員。2013年春天，當時的郭天禹還是大一新生，得知孫慶忠老師将帶隊調研的計劃，他覺得這是個難得的訓練機會，馬上寫了申請。“那時候老師原則上是不帶大一新生的，因為大一的時候都還沒有任何積累，可能做訓練的效果不是很好。”但看了郭天禹的申請書，孫慶忠決定找他聊聊看。
在那次“決定性”的交流中，郭天禹“闡述”了自己為什麼想參加這項研究訓練的原因。“我老家就在石家莊的一個城鄉交界區，城鎮化的急劇變遷一直伴随在我的成長經曆裡，眼看着那片熟悉的地方，熟人社會一點點拆解，文化氛圍一點點變化，我就在想，通過保護農業文化遺産，我們是否能對當下的鄉村社會生态做出一些改變？”談話之後，孫慶忠接受了他的申請。
帶着對鄉村社會的思考和滿心期待，郭天禹跟着團隊敲開了泥河溝村民的家門。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老百姓最想與他們交流的問題并不是關于農業文化遺産的，而是“如何能賺錢”。“他們就會經常問我們說，有什麼辦法能讓我們這邊快點發展起來？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府的人，對于經濟發展的需求都很迫切，這是我能感受得到的。”
“當時孫老師講了一句話，泥河溝的人是在抱着‘金飯碗’要飯。但這個‘金飯碗’不一定是有價的，它有可能是無價的。”郭天禹說，他忘不了在入戶訪談中，有個老人家跟他說，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過年能給孩子們一個大點的紅包”，還有人說“想以後去超市能買點‘有牌子的’洗髮乳”，“他們想象中的富裕生活就是這些，和我們概念中的大富大貴是不一樣的。”
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性是真，老百姓想改善生活的緊迫性也是真。而面對村民們熱情抛出的疑問，他本着“多聽多看多交流，少提意見少張嘴”的原則，謹慎地提出過一些建議，但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還是“不能着急”，“我們都知道這種轉化是非常緩慢的，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都希望農民對于農業文化遺産的保護能有一種自覺意識，而農民首先要解決的是一個生計問題。但并不是說他必須得富裕了之後再去改變意識。”孫慶忠說，“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的名号帶給他們精神上的自信，也讓他們以一種新的态度對待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建立與祖先對話的能力。”
研究團隊初到王金莊“摸不到頭緒”時，曾找來幾位村裡的“老人”，他們有的是退休教師，有的或多或少參與過基層的文化工作，他們“白天在地裡幹活兒，晚上回家拿起筆寫自己的家鄉文化”，被稱作“農民秀才”，六十多歲的王林定就是其中之一。
王林定說，受父親的影響，自己從小就喜歡看“老書”，年輕的時候在鄉政府做過一段時間農技員。每當有外出學習的機會，别人都去找地方玩兒，他就到處找博物館、圖書館、寺廟、古迹，收集了不少當地的奇聞轶事、曆史傳說。回來之後，根據收集到的資料和村裡老人的口述，王林定撰寫了5本村志，給研究團隊提供了很多支援。
“我們經常會問文化在哪兒？文化在老人們的記憶裡，在當地人的生産實踐中，在黃河邊、在泥土裡。有沒有慧眼去挖掘，這是對我們所學的巨大考驗。”孫慶忠說。
随着調研在當地持續進行，時間長了，郭天禹慢慢地從村民身上發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原先不愛說話的老人，偶爾想到一個曆史故事，就會“追着”老師和學生們講，“有一次甚至追到了廁所裡還在講。”再比如，曾經不留意就會當柴火燒掉的很舊的字紙，開始有人有意識地留下來，問研究團隊這些有沒有用。
田野溫度
2023年5月，河北涉縣旱作石堰梯田系統文化志叢書新書釋出會在王金莊村舉行，《曆史地景》《石街鄰裡》《食材天成》三本圖書的順利付梓發行，似乎宣告了研究團隊在王金莊的研究告一段落。但同時，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研究所學生校外實踐基地也在當地揭牌落地，對于這個村莊來說，這不僅意味着更多年輕學子的到來，也預示了研究團隊關于梯田文化的挖掘與保護行動并沒有以此結束。
回憶這九年的時光，孫慶忠經常感覺到這是一件“做不完的事”。“哪裡做得完，這都是挨累又不讨好的事情。”他打趣着說。從陝北到河北，從泥河溝到王金莊，他們要做的遠遠不止跑幾個地方，出幾套書這樣簡單，“關鍵還是想确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農業文化遺産的基本範式。”
“農業文化遺産和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相比有何不同？”孫慶忠舉了個例子，“假設我們研究故宮，可以把任何一個宮殿封閉一段時間加以保護；像黃山這類自然遺産，我們可以不讓遊客進來讓它自我修複……但是對待農業文化遺産是不能這樣做的。”他說，“它與當地老百姓的生産生活直接相關，你把它封起來人就活不了。它是地道地道的活态遺産。”
郭天禹在涉縣梯田的研究與毛驢有關。近些年來，村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微耕機代替毛驢作為梯田的運輸和耕作工具，毛驢數量開始逐年減少。但驢糞便的減少又給“土層薄、土壤肥力差”的梯田帶來了生态危機，加上機器在有些地方難以駕馭複雜地勢等原因，微耕機在當地并沒有完全取代毛驢，而是出現了毛驢與微耕機“協作互動”的新現象。郭天禹在論文中把它稱為“現代性知識與‘守田’文化深度融合”的過程。
“遺産是活态的，問題也是活态的。”孫慶忠認為，保護農業文化遺産不單要保護遺産地中的某一個元素，還要保護“彼此鑲嵌在一起的系統”，“隻有把它的曆史形态和當下記錄清楚，我們才有資格感覺它未來可能的變局。”研究團隊在王金莊村的下一步計劃就與此相關。
比如，要做一套給村裡幼稚園孩子看的梯田繪本，還有給國小生看的校本教材，給農民閱覽的科普讀物；還有舉辦像“泥河溝大講堂”那樣的鄉村講堂，“通過影響村民對于梯田的認知，為我們未來的社群工作做好鋪墊。”孫慶忠說，“目的就是以此為契機，讓遺産地的老百姓覺得生活在這裡完全可以跟上現代化的步伐，并以自己的姿态告知世人，還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而對于離開團隊幾年、目前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的郭天禹來說，這段經曆難以忘懷的，不僅是那些為論文研究苦思冥想的日夜，還有日漸熟絡的老鄉們塞到手裡的水果和遞到手邊的茶。臨走告别時，他意外地感到有些不舍，來送别的村民有的也紅了眼眶，這讓他深深記住了老師的那句話，“田野是有溫度的”。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張鳳雲 陳藝嬌
【版權聲明】本文著作權歸農民日報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