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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洋廠長”是如何引進的

作者:中國新聞周刊

1954年4月9日,國家外國專家局的前身“政務院專家工作局”正式設立。

70年來,從大批蘇聯專家來華援建,到改革開放後的“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再到現在的“綠卡直通車”,中國人才引進與交流的步伐始終沒有停下。

援華十年

1949年,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通路蘇聯。回國時,200多位蘇聯專家随行來到北京。外國專家接待工作就此啟動。

在周恩來提議下,1953年政務院下設專家工作組,由伍修權、齊燕銘、楊放之、錢俊瑞、馬列、張行言、賴祖烈等九人組成。同時,設“專家工作辦公室”和“專家招待事務管理局”,作為工作組辦事機構。

楊放之兼專家工作辦公室主任,吳凡吾任副主任。辦公地點就在中南海西花廳旁,周恩來早起到湖邊散步,從辦公室就能看到。

初期,一些專家沒有受到足夠重用,坐了“冷闆凳”。1954年3月24日,周恩來專門召集部長會議,政務院所有部門參加了。他在會上點名批評了一些部門,要求以後每半年寫一次報告,彙報工作情況。這次會上,他還提出成立專家工作局,把這項工作統一起來,由他和時任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勳負責上司。

1954年4月,政務院專家工作辦公室與專家招待事務管理局合并,成立政務院專家工作局,後改稱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由楊放之擔任局長。

“一五”期間,蘇聯援建156項重點工程,對蘇聯專家工作的重視被提到空前高度。

中蘇達成了幾條聘請原則: 每年一聘,隻聘請急需的專家,可請可不請的不請,專業重複的不請,國内專家自己能解決的不請。先由外專局會同教育部等部門提出計劃,送蘇聯總顧問辦公室,總顧問辦公室經過調研後再與外專局一起敲定名單。那一階段,北航、哈工大等機關聘請尖端專業專家,蘇方派出的專家基本上都是一流的或專業很強的。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洋廠長”是如何引進的

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部分在華外國專家,從左至右分别為:李敦白、愛潑斯坦、斯特朗、柯弗蘭、艾德勒。圖/《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

阿爾希波夫1950年起擔任蘇聯專家總顧問。他對中國非常友好,提出專家要少而精,一專多能。有一次要請婦産科專家,他馬上說,中國的林巧稚是國際知名的婦産科專家,為什麼還要請蘇聯專家呢?

根據周恩來的訓示,1954年底以前要完成1200位專家的住房建設。财政部撥款1000萬元,修建西郊招待所。1954年9月,主樓開始接待第一批專家。随後幾年,飯店其他大樓和配套設施相繼建成。1956年,西郊招待所更名為“友誼飯店”。

按中蘇兩國間合作協定,中方支付的費用分兩部分:一部分為支付給專家的工資,每月折合人民币500~600元;另一部分則為支付給蘇聯政府的補償,每人每月1500~3000盧布。

專家的工作和生活、夫人就業、孩子入托等細節問題,外專局都要過問。友誼飯店裡設立了外國專家門診部,為專家子女設立了專門國小。在外地工作的專家得了急病,周恩來曾訓示派專機将他們接到北京救治。外專局請中央上司給在北京的專家組組長以上幹部作報告,陪同專家們到各地考察,組織他們觀看梅蘭芳的平劇等文化演出,給專家夫人提供條件學刺繡等。

1950年至1960年,蘇聯先後向中國派出經濟和文教專家12215人。其中195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達3113人。此後,随着中蘇關系的變化,蘇聯來華專家大幅度減少。1960年7月,蘇聯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

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外專局成立了工作組,由吳凡吾負責。周恩來訓示,一定要周到細緻地做好蘇聯專家撤退的工作,對離華專家要熱情送别。外專局據此通知各聘請機關,專家離開前要安排參觀遊覽,舉行告别宴會,頒發紀念章,贈送紀念品。

1960年8月16日,周恩來以個人名義在人民大會堂為蘇聯專家舉辦告别宴會。前來赴宴的專家連同家屬在内,不到400人。周恩來沒有讓外專局代拟祝酒詞,而是即席講話。他充滿感情地說,“我們彼此的心是永遠在一起的”,相信以後還會見面的。很多來賓熱淚盈眶,都表示還會回來的。

在京外國專家一度縮減到隻有一百多人。中方通過中聯部請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黨推薦專家,并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幫忙,同時從華僑和外國專家家屬中選了一些人,報國務院外辦準許享受專家待遇。

友誼飯店裡陸續住進了來自阿爾巴尼亞、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來自拉美一些國家的專家,不過人數遠遠不能和當年相比。外專局的工作重心也轉移了。

“文革”期間,大批外國專家被辭聘,最少時隻留下59人。外專局也面臨被撤銷的困境。

1978年6月,外國專家局恢複了工作,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1979年初,國務院調整外專局上司班子,楊放之重新擔任局長兼黨組書記。不久,他響應中央幹部年輕化号召,主動要求退居二線,任外專局顧問,吳凡吾接任外專局局長。

一些外國專家遷入友誼飯店居住,冷清多年的友誼飯店重新熱鬧了起來。

“格裡希效應”

1983年7月8日下午,鄧小平邀請副總理萬裡、姚依林,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在家裡談話。他說:“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要利用國外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他還說:“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請姚依林等成立一個小組,趕快抓。”

外國專家工作就此按下加速鍵。

鄧小平“七八談話”後,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會議,作出“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千方百計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資源吸引到大陸四化建設中來”。

9月7日,中央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工作上司小組成立,後改稱中央引進國外智力上司小組,由姚依林、方毅、張勁夫、宋平組成,姚依林擔任組長,張勁夫負責日常工作。小組下設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即“中引辦”。外專局負責管理外國文教專家、随同來華的外國專家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國專家。

上司小組成立之初,每個禮拜都在中南海開一次辦公會。要引進人才和留住人才,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改革開放初期,一百多位海外華人專家滿腔熱忱回到中國,但磨合不佳,大部分人很快又走了。

1984年10月,武漢與聯邦德國杜伊斯堡市結成了友好城市,武漢希望通過該市邀請一批德國技術專家來擔任國企技術顧問。受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派遣,63歲的發動機制造和鐵芯技術專家、曾擔任廠長的威爾納·格裡希來到了武漢柴油機廠。

初到中國,很多景象都讓格裡希感到費解。武漢柴油機廠每年都要遭一兩次大水,機器泡在水裡,生産停頓,損失難以估計,為什麼年年如此卻沒人着急?工廠裡廢鐵成堆,長滿青草,為什麼不收集起來煉鋼,既節約資金又美化環境?

他寫出了26萬字的咨詢意見,核心就是,要明确崗位責任。他還毛遂自薦,提出如果讓他當廠長,可以在現有裝置條件下改變工廠面貌。

聘請外國人當國企廠長沒有先例,也不是沒有政治風險的。武漢市委書記王群、市長吳官正等決定“摸着石頭過河”,聘請格裡希擔任廠長,任期三個月。

11月1日,格裡希走馬上任。

不久,新華社兩位記者來廠裡采訪這件改革新事,寫了一篇題為《洋廠長的“三斧頭”》的報道,刊登在新華社内刊上。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洋廠長”是如何引進的

格裡希(左)1984年11月應聘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任用工程師文遠海(右)擔任該廠總工程師。

圖/資料圖

文章寫道,上任20天來,格裡希按照廠長負責制的權限,對工廠積弊連砍了“三斧頭”。全廠生産面貌開始改觀,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裝機由過去每小時30台增加到50台。

文章總結,洋廠長的第一斧頭砍在了渙散的勞動紀律上。格裡希規定,不論幹部還是職工都不得遲到早退,廠長應該第一個到廠,工廠中的房間主任應該第一個到工廠中的房間,勞工們上班時懶洋洋步入廠門的情景不見了。他的第二闆斧砍在了混亂的管理上,要求廠上司改變坐在辦公室裡瞎指揮的工作作風,90%的時間要深入生産第一線。第三闆斧則砍在了“關系網”上,鑒于廠裡多次發生品質事故,他要求開除失職的副總工程師和檢驗科長。後在廠黨委建議下,改為将二人解除職務,調離該廠。另一方面,格裡希很關心職工生活,對因公負傷的勞工會登門慰問,還建議把女工調離重體力工廠中的房間。民意測驗顯示,95%的幹部職工都擁護他當廠長,很多人希望他的合同期延長到兩年以上。

11月30日,胡耀邦看到這份内參後批示:“将此件印成政治局參閱檔案,加發中央各部門上司同志……現在,又是改革的大好時機,我的意見,這一次,千萬不能抓不住要領。”

格裡希的聘期延長到兩年。這期間,該廠柴油機氣缸雜質從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廢品率由超過30%下降到10%以下,産品使用壽命由3000小時增加到6000~8000小時,年出口量達5000台,創彙超百萬美元。

那時全國皆知,武漢出了個洋廠長。

1986年5月,格裡希被授予在華永久居留資格。11月,他任期結束,傳回德國。為表彰他在中德交流中做出的貢獻,聯邦德國政府授予他聯邦十字勳章。

此後,格裡希多次訪華。1987年5月,中引辦聯絡組組長、後擔任外專局聯絡司司長的宋多經陪同他去海南參觀考察。

宋多經回憶,格裡希知名度高,在各地都受到重視和熱情歡迎。他一刻不閑,認真聽别人介紹情況,很誠懇地提出咨詢意見。一家咖啡廠希望聘請速溶咖啡生産工藝方面的專家,他熱心答應回德國後協助尋找。一家大理石加工廠從意大利引進加工裝置,投入使用不久即發現加工精度降低,卻一直找不到原因。格裡希當即換上工作服,拿上随身攜帶的手電筒和工具鑽到各處去檢查,最後找到了原因。

格裡希也對很多現象直言不諱提出了批評。有個縣的上司宴請他,席間上了很多名貴的海鮮,他很不高興,說現在中國還比較窮,有些地方吃飽飯的問題尚未解決,為什麼一次要吃這麼多的菜?“看到這些我心裡在流淚,我吃不下,看着你們吃。”此後再也沒有宴會了。

在中國,格裡希說話一直都很直接。他說,你們說鋼材緊張,為什麼工廠裡堆着那麼多鋼材?中國的檢查儀器很先進,放着不用。中國不是裝置落後的問題,而是管理人員缺乏品質管理經驗。在歐洲是廠長抓品質,中國是副廠長抓。

“格裡希效應”帶動了引智工作。各地陸續引進了“洋廠長”“洋顧問”,僅武漢市通過德國退休專家組織引入的德國專家就有100多位。

引智工作局面打開後,開始向多個領域推進,聘請專家和出國教育訓練也從一些小項目逐漸轉向與寶鋼二期等重大工程相結合,專家的聘請方式更加多樣化。

1985年11月,外專局印發了改進工作的意見,提出與外國專家的日常往來不必事事請示,本機關人員通路專家免予登記,對于同專家接觸較多的人員每年可發給50元以下的交往補貼費。

1978年全國聘請專家計劃名額為608人,實際隻請到300多名。到1988年底,全國聘請專家計劃名額達2328人,此外還有1400多名外教。

在1988年機構改革中,中央引進國外智力上司小組撤銷,成立了國務院引進國外智力上司小組,組長是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中央引進辦和國家外國專家局合并,原中引辦主任王迺出任局長。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外專局上司密集拜訪了中央各部委,并分赴各地了解對引智工作的需求。僅上半年,外專局準許派出的教育訓練人員就超過年計劃的77%,其中大多為各級上司幹部。

外專局還報請國務院同意,對一部分外國老專家和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專家聘任實職,如陳省身任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愛潑斯坦擔任《中國建設》雜志社主編,陽早和寒春夫婦任農機部顧問兼農機所副所長,柯魯克和伊莎白夫婦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顧問。還有一批專家受聘為大學系主任、雜志社編委等。

外專局和司法部合作,與美國、加拿大等著名法學院合作創辦了三個中國國際進階法律人才教育訓練中心。外專局還與國家體改委、中國社科院聯合舉辦了“市場經濟與中國”國際研讨會,邀請60多位中外著名經濟學家參加,其中有兩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江澤民總書記出席了研讨會。

1997年,來華的外國專家達15000多人,是1980年的25倍。

改革友誼使者

2001年,友誼飯店拟對南工字樓(現怡賓樓)進行整體改造。樓裡的外國專家門診部将縮減用房,或停止部分醫療服務。

愛潑斯坦在友誼飯店生活了18年,此時已搬離此處,住在不遠的美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他患有腿疾,需要經常到外國專家門診部做理療和按摩。2002年1月,他給外國專家局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上司寫信。信中說,住在友誼飯店的150多名外國專家隻是幾萬名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的一部分,對他們的良好服務隻能增加不能削弱,這樣才能讓他們從始至終感受到關心和友誼。

當月,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主持會議,研究加強對外國專家的服務問題,要求有關部門和機關特别是友誼飯店從講政治的高度做好服務工作。最後,友誼飯店克服了經營上的困難,騰出一座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無償給外國專家門診部使用。

2004年,中國釋出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大部分外國專家選擇了搬出友誼飯店,買房或租房居住。但考慮到友誼飯店裡還住着幾戶老專家,外國專家門診部仍然繼續保留着。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老專家伊莎白和丈夫柯魯克及三個兒子住在友誼飯店附近的北外家屬樓,常常騎車來這裡看病。翻譯家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疊在飯店居住過很長時間,戴乃疊晚年患病卧床,門診部幾乎每天都要去給她做醫療護理。美國專家陳必娣,奧地利專家魏璐詩,日本專家土肥種子、川越敏孝、河野八重子等人患病期間都曾在這裡得到過特别照顧。

随着這些老專家的去世,友誼飯店裡外國專家的身影越來越少,外國專家門診部也終于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

2003年,格裡希去世,其遺願是将一部分骨灰撒入長江。格裡希視武漢為第二故鄉,多次來武漢為企業出謀劃策、牽線搭橋。國家外國專家局、武漢市人民政府共同決定,為其塑造兩尊半身銅像,一尊留在武漢,一尊送往格裡希的故鄉德國杜伊斯堡市。

2005年4月17日,湖北省省長羅清泉、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李兵、武漢市市委書記陳訓秋、德國駐華使館公使羅輔德、德國杜伊斯堡市市長邵瀾德以及格裡希夫人艾迪特·格裡希和兒子兒媳等200多位中外來賓彙集在武漢市漢正街工業園,出席格裡希銅像揭幕儀式。

生前,格裡希30多次受到中國上司人接見。姚依林稱他為“來自西方的文明使者”,朱镕基稱他為“品質先生”。中引辦和國家經委在武漢大學舉辦了有全國56位廠長、經理參加的“格裡希治廠經驗研讨班”,并授予他“榮譽教授”稱号。

2005年5月26日,愛潑斯坦在北京辭世,享年90歲。書頁狀的墓碑上刻着:“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進入新世紀後,境外來華專家規模不斷擴大,頂尖外籍專家比例持續上升。

2012年起,外國專家局開始将外國專家對中國發展的建議整理彙總,上報國務院總理,并送國務院相關部委。

201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主持召開了外國專家座談會。他指出,要讓有志于來華發展的外國人才“來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動”。

為推動國際型精英人才回流,2016年3月中關村率先嘗試外籍高層次人才申請永久居留的便利政策,有7人拿到了中國“綠卡”,成為搭上“綠卡直通車”的首批外籍人士。

作為中國政府主管國家智力引進的行政機構,外國專家局的職能也在變化中。1993年,外專局劃歸人事部管理,2018年整合到科技部,2023年回到人社部。

外專局參與了中國政府友誼獎評審組織工作。改革開放40周年時,格裡希與松下幸之助、大平正芳、李光耀、薩馬蘭奇、斯蒂芬·佩裡等10人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格裡希被稱為“大陸改革開放的第一位‘洋廠長’”。

(本文參考了《引進國外智力工作親曆者紀實》,李蔚峰《憶愛潑斯坦先生》和《曆史演變中的外國專家門診部》)

發于2024.4.22總第113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标題:外國專家局70年:從“援華”到“引智”

記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