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1928年我出生在河北省鹽山縣城南楊莊的一個貧農家庭，楊莊離縣城隻有一裡多地。我兄弟姐妹5人，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和兩個弟弟。因孩子多，家境困難，大姐1942年就找婆家出嫁了，婆婆家也非常窮，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婆家姓付，她為付家生了3個兒子、兩個姑娘，由于長期挨餓受累，積勞成疾，不到50歲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我是在苦水裡長大的孩子。從我記事的時候就記得全家總是因為吃的發愁，經常用糠、樹葉、野菜和在一起蒸耙拉來充饑，就這樣還是吃不飽，吃了上頓沒下頓。每頓飯上來我和姐姐都盡量少吃，讓弟弟妹妹多吃點。母親更是一天隻吃一頓飯，如果不幹活就不吃飯，省下來給孩子們吃。因為長期得不到營養，母親、妹妹和弟弟身體都不好。我家有兩畝鹽堿地，母親下地幹活經常暈倒在地裡。
1933年我5歲的時候，就跟着母親下地幹活，栽蕃薯、種胡蘿蔔、背着小糞筐撿糞；撿來的糞主要種地用，還可以賣錢換點鹽巴。到了冬天還要到地裡摟樹葉、撿點樹枝、豆稭、玉米茬兒燒炕取暖做飯。我幹的最多的還是背着糞筐到地裡割野草，野草長得特别高，割回來可以到集上去賣。我每天起得很早，一出太陽草已割完了，草上帶着露水就到集上去賣，這樣的草即嫩又新鮮能賣個好價錢。從5歲到8歲，天天早起割草去集上賣，賣的錢買些谷糠、高粱充饑。
為了糊口，後來家裡又托村長把我介紹到村裡大地主鹽山縣首戶李竹春家幹零活，他們家雇了好幾個人，我主要是掃掃院子、給馬喂草、打水飲馬等。在地主家幹活不給錢，隻給點餅子什麼吃的，還要忍受着侮辱和打罵。他家的二少爺外号叫"二壞種"，當時20歲左右，在村裡向來是張口罵人、伸手打人，在我們楊莊是一霸，連僞保長都懼怕他三分。他父親、哥哥都在縣城官府做事，背景硬，他們家養了4個護院的家丁，都有槍。有一次給馬添草料，我個子小夠不到馬槽，"二壞種"看見了拳打腳踢地把我揍了一頓，那段時間我經常挨"二壞種"的打。地主家院牆很高，牆底下有一個隻有小孩能鑽過去的水溝，有一天，我心裡實在是忍無可忍，為了出口氣，趁着半夜裡夜深人靜的時候，從院牆的水溝鑽進去，用納鞋底的錐子狠狠地紮馬解氣，我一口氣捅了十幾錐子，紮的這匹馬一個多月不能幹活，"二壞種"做夢也沒想到是我幹的。
那時由于家裡窮，有病也不能及時治療，記得有一次母親和妹妹都病得面黃肌瘦，我心裡很着急，家門口有個水坑，我就下坑摸泥鳅，還到高粱地找刀螂、螞蚱，到樹上抓知了猴（剛鑽出土還沒蛻變的昆蟲)，弄回來用火燒燒給母親和妹妹吃。我爬樹很有一套，主要還是膽大，村子裡有棵大樹，樹上有個鳥窩，别的孩子都不敢上，我想這個窩裡肯定有鳥蛋，給媽媽補養身子多好呀，我鼓足勁一口氣爬上十來米高的大樹，這一次我就掏了十幾個鳥蛋。
1935年我長到7歲了，我是長子，為了讓我更有出息将來"光宗耀祖"，家裡還是省吃儉用讓我上了私塾。為了能交上學費，我一面繼續給地主家幹點零活，一面每天早起割野草，由母親和妹妹拿到集市上去賣；那時上學可以交糧交柴當做學費，我姨家的生活比我們強一點，我表哥就經常替我交些糧食和柴禾。就這樣我堅持學習了4年文化直到1939年。
在上私塾期間，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叫李義德，是尹劉莊的，我姨就住在那個莊，離我家2裡地左右。李家生活比較富裕，由于我倆關系很好，在學校又住在一起，有時他看我餓得不行就給我一塊饅頭吃，有時還給口雞蛋，還有一次我交不上學費了，他主動給了我一個銅錢。他學習差點，經常要我幫助寫坊背書，有時還幫他洗洗衣服。再有一個是我們莊富戶的兒子劉汝林，我倆關系也不錯，兒時什麼都不懂，我倆還磕頭拜了把兄弟，這對我也有一些幫助，他家不穿的舊衣服也能給我兩件，有時也給我弄點吃的。就這樣我度過了4年的學習生活。1952年我從北韓打仗回來，還專程回村看看他們。
我從小就是個天不怕地不怕、愛打抱不平、永不服輸的性格。我腦子好使，也經常耍個小聰明，"上論下論"、"上孟下孟"有上萬字，我都能背下來，不管先生怎麼提問我都能答上來，我還念《左傳》，在全班五、六十人中我學習第一。但是因為我淘氣在校也經常挨打，先生用藤子棍兒打我，我從不喊叫一聲。李義德背《十三經》背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背不下來了，我們倆同桌，我就在書桌底下把書打開讓他看着背。我以為先生合着眼養神看不見，結果先生卻從炕上下來了，拿着藤子棍兒沖我就打，我鑽到桌子底下他還追着打，最後我橫下心不跑了，咬着牙讓先生打個痛快。這次先生太狠了，打得我渾身是傷，屁股腫的老高，回到家好幾天都起不來炕。有一次劉汝林寫作文寫不出來，是他求我幫他寫的，不知怎的還是讓先生發覺了，我又挨了一頓揍。還有一次我調皮提着秤砣掄着玩，結果勁太大繩子斷了，秤砣正砸在坐在台階上看書的先生的後背上，這下先生可火了，又是跪磚頭又是藤子棍兒，這是先生打我最狠的一次。可罰完了打完了先生也心疼，親自給我傷口上了藥，還端了一碗小米粥給我喝。我上的4年私塾給我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和文化基礎，先生對我們要求特别嚴，教我們"人之初，性本善"，教我們如何做人，學生們都很團結，也非常尊重先生。
鬼子來了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鬼子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同年9月占領了我的家鄉鹽山縣城。當天還向我們村莊打炮，也沒什麼目标，我家的房子周圍落了4發炮彈，有一發正打在房頂上，房子燒着了。母親拉着我和8歲妹妹，姐姐拉着5歲弟弟拼命往東跑，因為東面有一條溝，隻有那裡可以藏身。鬼子還在打炮，彈片嗖嗖的在我們頭上飛，這次打炮村裡傷亡多人。房子燒了，我們全家隻好到劉牛村外婆家避難，半年以後我們才回村蓋了間草坯房全家擠在一起，這時的生活更加困難了。父親一直在天津拉洋車給家裡掙點零花錢，我們得以勉強維持生活。這段時間日本鬼子三天兩頭來村搜查，日本憲兵隊和漢奸隊搶奪老百姓的糧食，抓雞逮羊殺牛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燒房子，弄得老百姓無家可歸；抓年輕婦女弄到縣城殘酷折磨，百姓不得安甯，高壽亭的妹妹才13歲就被日本鬼子給輪奸了；抓壯丁，從十幾歲孩子到六十歲老人去給他們修炮樓，修護城河。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到處修炮樓。那年我10歲了，村裡沒了壯勞力，鬼子把我也抓去修炮樓，記得我們修的是一個三層的炮樓，因我年齡小幹不動，日本人穿着皮鞋踢我，用槍托打我，硬逼着我給他們幹活。我天天幹的活就是搬磚，我們要從早上天不亮一直幹到天黑，一幹就是十幾天。日本人白天牽着狗看着我們，晚上也把我們都集中到一個院子裡，生怕我們跑了沒人幹活。幹活時還有漢奸時不拿鞭子抽打我們，一直把炮樓修好了才放我們回家。一個多月後又叫我出官車跟着日本人去掃蕩，三家必須出一台車，有車的出車，沒車的出人，我們家沒車就把我抓去了，一趟就是十幾天的時間。大約是12月份，天氣特别冷，也不給飯吃，我當時又凍又餓，還發起了高燒，就這樣還是等他們掃蕩完了才放我回來，回家後大病了一場，兩個月以後才好。
那時日本鬼子經常公開殘殺抗日人士，在我印象裡最深刻的是1938年7月份左右，日本人抓了幾十個人說是八路軍，其中有的才是十幾歲的孩子，硬說他們是小八路。在鹽山縣南門外一個大廣場用日本戰刀一個一個地把腦袋砍了下來，砍一個頭照一張像片，比殺個雞還簡單。砍死一個中國人，日本鬼子就哈哈大笑，還有幾個十幾歲的孩子被狼狗咬死後，把頭砍下來挂在城門上，真是慘不忍睹。日本鬼子還把全村男女老少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到幾歲的孩子都趕到南門外廣場看他們行兇殺人，讓他們目睹這些殘忍恐怖的情景。最後日本人還不忘教訓老百姓幾句，"你們誰再當八路、誰再給八路通風報信，這就是你們的下場。"
日本鬼子的種種劣行，我看在眼裡，記在心頭，也暗下決心，要殺日本鬼子報仇雪恨。我母親早年入黨，也是抗戰積極分子，參加抗日活動，八路軍從業人員經常住在我家。我們村僞保長是給八路軍辦事的，經常給八路軍送信。僞保長覺得我是小孩兒，敵人不注意，再加上我機靈膽大，有時就讓我給八路軍送信。日本人的淫威也使村裡人産生了很大變化，有親的投親，有友的靠友，還有的妻離子散，走投無路。我們村的一批進步青年也從此投身了革命，高壽亭參加八路軍了，後來在天津偵察情況時被日本鬼子抓到光榮犧牲了；宋玉行也參加了八路軍，解放後還當上了鹽山縣的警察局長；劉汝林當八路以後打滄州負傷了，後來轉業到了天津；還有劉義俊也參加革命當了幹部，還參加了抗美援朝，這些人參軍時也都隻有十四、五歲。
1939年剛剛過完春節，鬼子又開始冬季掃蕩，鄉下實在呆不下去了，我11歲那年就來天津找父親，一邊給人家幹活一邊接着上學。我和父親住在黃家花園西安道義達裡4号一間不大的小屋，父親每天給人家掃胡同，擡土箱子，父親還拉"洋車"。開始拉散客，拉着有錢人，這些車客總叫你拉的快點，慢了就用腳踢。後來給一個律師拉包月，跑這跑那也不輕松。有時我看父親實在太累了，就在後邊幫忙推車，後來父親拉洋車累的吐了血，也落下了病根，60多歲就去世了。我姑媽給富人家當保姆，有時主家也把少爺的舊衣服送她幾件，姑媽總是先想着給我穿。那段時間我上午在志達國小上學，下午幹活掙零錢。開始去東阜橋（現永安橋）或官銀号趕早市拉菜，有人推菜上坡費勁，我就挂上繩子在前面幫助拉，推車人看情況是否賞兩個子，有摳門的就什麼也不給，拉完幾趟裝菜的車我再去上學，晚上給米面鋪莊老闆扛面，從一樓往二樓扛，開始勁小一次隻能扛一袋，後來大點了就扛兩袋，這種生活從11歲幹到14歲。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了，日本人進入天津租界，英國人都撤走了。當時我們住的地方是英租界，現在的一中當時是英國營盤，日本人占領天津後就住進去了。日本鬼子在天津更是橫行霸道，随便進入民宅，見東西就搶，在馬路上就強奸侮辱婦女。這更加激起我的憤恨，我就想參加八路軍殺日本鬼子，為鄉親們報仇，為死難的同胞報仇。
參軍
我是1942年通過渤海軍區獨立營偵察班長劉春生介紹參加八路軍的，入伍後在渤海軍區獨立營當戰士。劉春生是我們村劉長增的姐夫，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加八路軍，他經常在鹽山附近開展偵察活動。這個人很有智謀，對人和藹，他們家在我們村是炸果子的，我們非常熟，他常到我們家串門。當時我姑媽的叔伯侄子是給日本憲兵隊做飯的，他以前在天津混飯吃，實在混不下去了就回家了。因為他以前就是個廚師，日本憲兵隊正需要一個做飯的，經僞保長介紹就到鹽山憲兵隊給日本人做飯。他恨透日本鬼子了，因為他媽媽就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是以他經常向外透漏鹽山縣城裡日本鬼子的情況。去天津前我趕集賣柴禾時常去他那，我就替劉春生打聽鬼子的部署和活動情況。我還有一個叔伯哥哥叫劉東柱，在鹽山縣警備大隊當中隊長，專門為日本人做事，有時我還通過他了解漢奸隊的一些情況告訴劉春生。漢奸隊大隊長叫張海清，鐵杆漢奸，搶男霸女，老百姓恨透他了，八路軍也早想把他幹掉。1939年我随日本鬼子掃蕩"出官車"，我把鬼子掃蕩時間和路線通過劉東柱告訴了劉汝林、高壽亭，又傳給了劉春生。獨立營依此在孟村打了個伏擊，消滅日僞軍四、五十人，破壞了日本鬼子的掃蕩。幾次提供情報後劉春生的連長和指導員也知道我這個孩子了，1942年3月李連長和王指導員親自到鹽山了解日本鬼子的情況、宣傳抗戰，還到我們村找了劉汝林、宋玉行、高壽亭等人，我知道這些人都是抗日積極分子，連長、指導員臨走時還到我家看了我的母親。
1942年4月我從天津回到鹽山，正巧劉春生又到我們村，我就跟着他參加了渤海軍區獨立營，由于我年齡太小，個子矮，父親心裡一直放心不下，在獨立營幹了兩個月，父親硬是托人把我領回了天津。同年10月，我說服了父母，由天津回去找到劉春生，再次參加了渤海軍區獨立營，我一到獨立營就配置設定到劉春生那個偵察班，當偵察員。
【劉德勝，離休幹部，二等甲級殘廢軍人，河北省鹽山縣人，1928年出生，1942年入伍，1944年入黨，參加過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抗美援朝戰争，經曆大小戰鬥百餘次，在10次戰鬥中負傷，至今身上仍有4塊彈片，曾3次獲"戰鬥英雄、戰鬥模範"稱号，8次榮立戰鬥大功。抗日戰争時期從戰士到班長，主要戰鬥在河北、山東一帶，以"爆破大王"著稱，蒙陰城戰鬥被評為"戰鬥模範"，博山戰鬥帶出了"英雄班"，獲"戰鬥英雄"稱号。解放戰争時期由排長到營副教導員，從東北到滇黔邊境，帶領部隊參加了著名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以及跨過長江的千裡大追殲，在其塔木戰鬥中獲"戰鬥英雄"稱号，天津戰役時任連長兼指導員，帶領全連從西營門打入天津，沿牆子河先後攻克大德隆紡織廠、四四醫院、耀華中學，一直打到小白樓，和兄弟部隊在海河兩岸勝利會師，該連被三十八軍授予"三好連隊"稱号。抗美援朝戰争時期任營教導員，參加了一、二、三、四次戰役，特别是在德川阻擊戰、洗月裡南山守備戰、堅守580高地等著名戰鬥中，不畏犧牲，不畏強敵，指揮堅決果斷，作戰勇猛頑強，帶領全營出色完成戰鬥任務，曾被北韓民主主義共和國最高國務委員會授予"三級國旗勳章"；1952年5月1日，作為志願軍歸國觀禮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天安門觀禮活動，親眼見到了開國領袖毛澤東，受到了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上司人的接見。1955年被授予大尉軍銜，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三級解放勳章"。和平時期，先後在三十八軍一一四師擔任教導隊副政委、三四 O 團政治處主任等職，1965年因頭部彈片發作不能堅持正常工作提前離休，1967年病情好轉後參與三十八軍和一一四師軍史戰例的編寫，并被任命為一一四師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副師職(13級）正式離休，1991年入住天津警備區第五休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