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男性占據村莊治理的主導地位，是人們的普遍印象。但在最近一次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過程中，村班子中女性成員比例大幅上升，資料與基層反映實際吻合。從公開資訊來看，在全國多地農村地區，女村幹部普遍呈增加趨勢，一些地區女村幹部占比已經超過50%。
走出家門，參與鄉村治理
2023年底，國家統計局釋出的2022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統計監測報告引發關注。報告指出，女性參與村級決策和管理比例上升，“女性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各地“引導婦女積極有序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和協商，注重培養和選拔基層女幹部”。
2022年，全國49.1萬個村班子順利完成集中換屆。換屆結果顯示，婦女成員占比上升，在村班子中占28.1%，較上屆提高7.1個百分點，每個村班子至少有1名婦女成員。
從一些地方資料來看，這一比例還要更高。在重慶，村委會中女性占比達到32.9%，安徽占36.7%。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魏程琳告訴半月談記者，根據其調研發現，在皖南、上海等地區，女村幹部比例已經普遍達到50%左右，而且在女村幹部群體中，多為擁有大專以上學曆的女青年。
幹部走訪村民 歐東衢 攝
什麼觸發女性群體更加積極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的治理？魏程琳認為，這與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不斷提升的社會文化因素相關。更為直接的因素是，不少村兩委通過吸納女青年，促進了村幹部隊伍的年輕化和知識化。
“具有大專以上學曆”“年齡在35歲以下”，近年各地招錄基層幹部時，普遍設定了這樣的硬性門檻。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分析，在這樣的硬性規定下，男性更偏向于外出務工以獲得更多的收入，而留守在基層農村的女性則更願意參與“社會保障穩定”“能夠兼顧家庭”的工作。
除此之外，各地婦聯等組織的推動也尤為重要。在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期間，陝西漢中擴大宣傳力度，讓廣大婦女“人人知換屆、人人知權利”，并對200多名參選參政婦女骨幹開展專題教育訓練；在湖南婁底，則通過評選先進，講述女支書履職故事，鼓勵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走出家門，參與到鄉村治理中。
新中國成立以後，“配額制”“專職專選”等制度提高了女性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但在相當長時間内，“至少一名女性”的配額規定，在一些地方就成了“有一個女性就好”。魏程琳認為，如今村級治理中，女性參與從“一個”到“一半”的趨勢變化，還有着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深層動因。
村委會越來越像居委會了？
國家統計局相關資料顯示，村委會中女性比例不斷上升的同時，居委會中女性比例一直穩定在50%左右，居委會主任中女性比例也穩定在40%以上。魏程琳分析稱，村委會居委會女性成員比例差距不斷縮小，這一現象與新型城鎮化、城鄉治理一體化程序密不可分。
“在村委會幹活，越來越向城市裡的居委會看齊了。”湖南省嶽陽縣新牆鎮一名女駐村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如今，發端于城市的網格化治理模式、市民熱線模式都在向農村延伸。“鄉村治理更強調規範化、服務化、技術化，組織架構也開始模仿城鎮社群。”
取消農業稅、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開展人居環境整治……在與基層農村地區密切相關的政策轉型背後，縣鄉兩級政府也開始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基層幹部舉例說，過去一些農村申領低保、享受優惠政策等存在較大的“人情空間”，存在“要辦事，先喝酒”的風氣。如今鄉村工作場域“視窗化”、内容“檔案化”、角色“專職化”，漸趨規範的流程制度為女青年、挂職幹部等群體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間。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程序下，對于農民群體來說，農村正在從以農業為核心的生産空間，轉向以公共服務為重的生活空間。”魏程琳分析認為，現代化轉型需要相應的制度成本，其中一個顯著表現是對村幹部的知識水準、時間精力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在這樣的治理需求下，村幹部開始走向坐班化。“這對一些男性群體産生排斥效應，過去他們可以兼顧村務和農業生産或其他經營活動，但現在已很難再有‘兼職’空間。”魏程琳認為，在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時期，既往阻礙女性當村幹部的家庭、性别因素已經轉化為她們的優勢和資源。
為女村幹部提供更多組織支援
城鎮化程度越高，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的程度是否就會越高？魏程琳認為并不一定。他調研發現，在浙江、華南的部分地區，一些村集體與其他相關方存在複雜的利益訴求、配置設定問題，導緻仍然少見女性參與村級治理。
與此同時，在女青年占比較高的地方，也有幹部反映，當農村面對森林防火、一線執法、環評檢測等危險性高、體力要求高的工作時，的确存在男性人手不足的情況。
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維新鎮坪子社群裡，7名村幹部中有5名女性 歐東衢 攝
基層幹部認為，上級政府可針對女村幹部和後備女幹部，開展村務現代化、群衆工作、項目管理和農業經營等方面的專業教育訓練，在鎮街一級推動村務工作者的輪崗，提升女村幹部主持社群工作的能力。同時，針對部分較為特殊的崗位，進一步推廣落實專人專崗制度。
魏程琳建議，地方政府可以設定以女村幹部為牽頭人的小微公共項目，防止女村幹部“虛職化”。如通過政策議程設定，關聯婦聯等群團組織，開展養老、婦女就業、兒童托管、社群微自治等治理項目，向城市居委會學習相關的組織經驗，強化女村幹部的優勢。
半月談記者：孫文豪
*本文為《半月談》2024年第7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