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府試失敗後，洪火秀堅信自己乃天選之子。
七年前，23歲的他在廣州參加府試失利，回家後大病一場，同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在夢中，他上了天堂，看到皇上帝、天媽、天兄、天嫂、天妹等諸多神明，皇上帝還當面賜給他一把寶劍及一方玉玺，封他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差遣他赴人間“斬妖留正，作主救人”。
夢醒之後，洪火秀内心雖有觸動，但人生軌迹仍未被“美夢”所改變。他依舊相信，作為士人唯一的“正途”，科舉考試才是實作其本人及家族榮耀的必由之路。他再次紮入了府試現場。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直到第四次府試落榜，洪火秀已經萬念俱灰。此時，遠房親戚李敬芳開導他說，既然中學不通，何不另辟蹊徑，試試西學？于是，一本由早期基督教徒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成了李敬芳贈予洪火秀的啟蒙之書。
翻開《勸世良言》，洪火秀赫然發現，七年前那個奇怪的夢竟然全部印證在這本書裡。
從此，洪火秀改名洪秀全，移去私塾裡的孔子牌位，改拜上帝，并在日後掀起“太平天國”運動。
01
科舉時代，一個普通讀書人想要入仕做官，一般來說，需要經曆三重考試，即鄉試、會試、殿試。通過鄉試的稱舉人，通過會試的是貢士，唯有殿試以後才能成為進士，進而入朝為官。但實際上，在這三級正式的科舉考試前，還有一場科舉預試，即童子試。無論考生年齡大小，唯有通過童子試，成為生員，才能獲得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的機會。而生員，就是後世俗稱的秀才。
呂秀才。圖源：影視劇照
作為科舉預試，童子試并非“一考定終身”。它包括知縣主持的縣試、知府主持的府試以及提督學政主持的院試等三場考試。按照規定，隻有縣試合格後才能參加府試，府試合格後才有資格參加院試。參加縣試、府試的考生通稱“童生”，唯有通過院試獲得生員資格的，才能被稱作秀才，并晉級參加鄉試、考取舉人的資格。
童子試晉級制度明确，但想要順利通過以上所有考試，還是需要講運氣的。
以明清時代的童子試為例，每次開考前，當局都會根據考生的實際情況，提前列出未冠題。所謂“未冠”，即未滿20歲的應試考生。一般而言，給未冠者出的考題，難度都較低，更易通過。是以，在正式開考之前，考生必須按要求填報個人真實資訊，以便移交縣衙禮房核查，防止有人鑽制度空隙。唯有一切審查合格後，考生才能繳納報名費，領取一張寫滿個人資訊的“準試票”，官方稱作“買卷子”，以備後邊考試之用。
清朝童生試考卷票，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當考生順利通過考前稽核，進入考場後，各種環境限制及考場“潛規則”也會接踵而來。
以縣試來說，根據規定，明清縣試共分五場，每日一場，黎明前點名入場，即日交卷。參加考試的考生，無論具有怎樣的背景，考試期間都隻能待在規定的“号房”内答題。号房屬單人單間，除了一塊小桌闆外，别無他物。為了盡量降低考生偷窺、自抄等各類作弊手段的風險，這些号房的大小在當時均有特殊的标準。根據《中國科舉史》記載，明清時代的号房除南面外，三面皆有牆，“内寬3尺，深4尺，後牆高8尺，前檐約高6尺。”若按照明清時代木工計尺一尺約為今31.1厘米計算，這個困住考試短則一日、長則五日的小房子面積不會超過1平方米。
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内，考生應試環境的惡劣程度可想而知。
據明末清初文人葉夢珠的《閱世編》所記，崇祯七年（1634），上海縣舉行縣試，“是時，應試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蓋廠北察院中，借取總甲桌杌，編号排列，用竹木綁定，不得動移，将儒童姓名，編定次序，如院試挨牌之法。各路巷栅，先遣官役把守，朝不得早開，獨留學前一路。諸童俱集廣場聽點，自擁高座，以次唱名給卷。領卷畢，即向東轉北，由東栅入試院，卷上編定坐号，入場對号而坐。又分号出題，題即密藏卷後。既封門，方示以題之所在。外無擁擠之擾，内無傳遞之弊，亦吾生所僅見者。”
葉夢珠的這段記載，乃是其親身經曆。可知，在縣試開考前，所有考生都必須先在一個指定場所集合。之後，再根據現場唱名，憑票進入考場準備考試。直到此時，考生依舊不知道考試的内容，需要等待監考人員封門以後，再給所有考生指明題目所在，考試才算正式開始。
在這種“外無擁擠之擾，内無傳遞之弊”的号房内答題，的确有助于降低考生作弊的風險。但，随之而來，由于考場環境的逼仄，考生發病率也極遽上升。
據明代醫者薛己的《疠瘍機要》記載，“一儒者應試後，遍身瘙癢，後成疙瘩”，應是在号房應試環境下引發的過敏反應。當然，還有比這更嚴重的。薛己稱，在府試後，“一儒者三場畢，忽咽喉腫閉，不省人事，喘促痰湧，汗出如水，肢體痿軟，脈浮大而數”。類似的記載，在清代朱增籍的《疫證治例》中也有展現。是以，不少在明清時代飽受科舉考試折磨的名人，比如曾國藩等，都曾在家書中告誡自己的同輩及子孫後代，不要過早參加科舉，以免身體受到不可逆的摧殘，痛苦終身。
02
然而，比起在号房裡磨煉基本功和意志力，真正讓考生大呼難受的，還是考試的規範與格式。
明清時代，考生答題需以八股文形式呈現。文中不允許有錯别字，更不允許有塗塗改改的地方。至于寫八股文，考生則必須取《四書》《五經》内容命題，以程朱理學注釋為标準，不得自由發揮，也不得在行文時使用自鳴得意的行書、草書，更不得不避先皇及陛下名諱亂寫一通。否則，該試卷答題即廢棄，考試成績無效。
廣東嘉應州興甯縣學子張杏南的科舉試卷，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明末文壇奇人金聖歎就曾在縣試之路上栽過跟頭。
據說，金聖歎十五歲那年第一次參加縣試，遇到的考題是源自《論語·陽貨》篇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匏瓜不願自己長得中看不中用，一如士人不願自己懷才而莫展。這也是孔子入世的态度，希望跟随他從儒講學的弟子們，能在讀書之餘，多為國家作貢獻，實作個人與社會的共赢。按說，這道論題如此經典，換其他學子，若有真才實學，則免不了要旁征博引，讓考官見識自己十年寒窗苦讀的辛酸與不易，更要讓其他士子折服于本人對四書五經的熟讀及了解。
可金聖歎偏不。拿到考題的那一刻，他也不管考場的規矩如何，拿起筆來就畫了一個和尚和一把剃刀，随後交卷離場。
對于這種明目張膽破壞規則的行為，身為縣試道統的維護者，當地縣令自然不允許金聖歎之流存在。是以，考完第一場，金聖歎就被除了名，并被禁止再入考場。但金聖歎還頗具聖人情結，他無意考取功名，卻又十分想成名，想走捷徑做聖人。于是，在第一次失敗後，他很快改名，再戰科考。
這一次，縣試要求考生以“如此則動心否乎”為題，作一篇策論。金聖歎拿到試題後，兩眼一眨，立即提筆寫下了：“空山窮谷之中，黃金萬兩；露白葭蒼而外，有美一人。試問夫子動心否乎？曰：‘動動動動......’”金聖歎一連寫了39個動字，才滿意地吹了口氣，放下筆交卷。
縣令看到金聖歎的考卷後，差點被氣死。他差人找來金聖歎，訓問其胡亂答卷的原因。
金聖歎告訴他，子曰四十而不惑！言外之意，就是孔、孟等儒家聖人在四十歲以前仍難免為世俗所誘惑、困惑。既然他在策論中設定的場景是深山老林間驚現黃金萬兩，以及“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隻要是個正常人，都會心動啊。而連書39個動字，隻是為了強調四十不惑、不動的意思。
萬世師表孔子。圖源：攝圖網
毫無意外，金聖歎二戰縣試，再以特立獨行的方式名落孫山。
03
事實上，童生試中的縣試階段，隻是相當于普通士子的入學考試。真正決定他們命運的，是縣試之後的府試。
明清兩代，府試又稱府取、府關。從字面上就不難看出，府試對于已認證縣試考生的難度。當時有兩個不成文的規定：其一，童生府試獲第一名，即刻入學，嗣後參加鄉試；其二，府取資格可以買賣，即部分家境實在貧窮的縣試童生，可将自己的府試資格高價讓渡給其他人。不過，在堅信科舉改變命運的時代裡，多數已認證縣試的童生并不會将這種希望拱手讓人。
與縣試相比，府試考核的場次倒是有所減少。明清以來，每逢四月都是各州府學開考府試的日子。按規定，府試僅需考生連考三場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如若考生此前因故未能參加縣試，到了府試開考時，也可通過現場加試縣試，進而獲得府試資格。
盡管府試的内容及體例大緻與縣試相當，但被府試擋在科舉門外的普通士子，仍比比皆是。
因為，參考士子的社會關系及家境水準，将極大決定他們仕途的出路。
清代科舉考試中，士子們在府試中的發揮會直接與其縣試時的排名相挂鈎。在當時的觀念中，士子們能在縣試取得好成績，府試成績必然也不會太差。如果府試成績與縣試成績出入太多，排除考生發揮失常，那必然就是縣令等主考官們眼光有問題。是以，每次府試成績出爐前後，最緊張的不是府試考生，而是過分關注自己仕途晉升的縣令們。
清朝縣令。圖源：影視劇照
據清代廣東南海縣知縣杜鳳治的日記記載，他在南海縣任職期間，剛好趕上了文童府試。當時南海縣作為廣東首縣，其教育水準一直是廣東各縣學習的榜樣。作為縣試主考官，杜鳳治在縣試階段遴選了50名優秀士子參加府試。結果，府試成績一出，他驚訝地發現，當初他挑選出的縣試第一名，到了府試階段就隻拿了個第三。更加丢人的是，他在縣試中所錄取的第二、第三名，到了府試階段，居然名不見經傳。其中，他最賞識的本縣士子梁國才、陳贊襄等，在縣試階段擁有不錯的成績，到了府試，居然都沒有進入前百名。而他一向看不起的南海縣公子哥兒梁兆松，居然在這次府試中破天荒地考中了第七名，他實在了解不了。
于是，在日記中，他大罵此成績“奇哉”“怪哉”，同時緻信府試考官彭贻孫，要求他對府試結果進行複核，并作出更公正的名次排行。
對此，彭贻孫的回答是：“梁（國才）實不佳，言真大不去。一圖末名，我親手置之真不能姑容。”彭贻孫的意思很明白，單憑才學競争，梁國才的能力有限，他府試考了兩百名開外，要是我給他網開一面，把名次提前，豈不影響我的官聲及評價？至于梁兆松，這位考官則解釋道：“予試六場文，屢面試，斷不至有大出入！”彭贻孫的解釋，讓杜鳳治一再認為此間或有考生作弊請托之嫌，但礙于毫無證據也不得妄下結論。
與杜鳳治同樣對名次不滿的，還有時任廣東新會知縣的戴鑒泉。《杜鳳治日記》記載稱，戴鑒泉“言及府試事，即起立，大聲疾呼，不勝憤憤。謂刻見大案題名，縣試十名僅留二人，案首在第二名，第四名仍在第四名，尚有八名不知何往”。
戴鑒泉認為，府試排名極度不公，“縣試十名僅留二名,明是有心挑饬”。可礙于科舉考試制度限制，他們也無法為參與府試的考生作出更有利的權益維護。
04
在清代最後一位探花商衍鎏看來，府試并不是要将夢想成為秀才的士子們徹底卡死，但在當時，各府州縣官“多狃于積習，閱卷委之幕友，又或瞻徇情面，以為錄取入學，總憑學政定奪，視為無足輕重”。也就是說，府試的管理及安排，會因積習存在着與縣試相近的管理行為與結果。
清末探花商衍鎏。圖源：網絡
商衍鎏認為，童試三階段，府、縣二試加在一起，難度都不及院試。因為，參加院試不是考生一個人的事，而是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援。
在明清兩代，院試是童試中的最後一個階段。按照當時的考試制度，院試一般由各省學政主持，他們多是具有進士功名的朝廷各部堂主官或副官，與朝廷派駐到地方的督撫地位幾近相同，對一省或多省的教育考試工作具有獨立決策權。是以，院試的考試制度在童子試中也是最規範且最難的。
當然，為了照顧考生，在院試開始前，因種種原因錯過了縣試、府試的，還是可以通過補考，在擷取相應資格後參加院試。但這并不意味着通過縣試、府試的士子們，都能順利進入院試的考場。
在開考前，所有院試考生都必須找人保結。
所謂保結，即找人替自己做擔保，簽訂保結文書，以確定考生“無過犯方準進場”。在童試初階的縣試中，保結這種将擔保人與被保人捆綁在一起的關系，已經被廣泛運用于士子進考前的身份篩查中。隻不過，縣試、府試的保結方式相較于院試要簡略許多。縣試、府試階段，對考生采取的保結方式都是聯保與認保，即應試童生與另外四至五名童生互相作保，然後再延請一名廪生（秀才中食公糧者）認保，就可參加考試。如果考生中途出現問題，聯保、認保之人最多也就是受到些許杖責，小懲薄戒。
九十歲老附生的科舉“擔保證明”，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而院試的保結不僅要求有縣試、府試的保結關系，還需要有縣學、府學教授、訓導等各級學官的共同擔保。一旦考生在考試過程中違反了相關規定，所作擔保、認保之人輕則枷号，重則革除功名，毫無情面可言。是以，對于許多院試考生而言，在開考前找到合适的擔保人，有時會比考試本身更加重要。
請人擔保大多是要花錢的。明清小說記載，院試前的擔保，銀子“窮煞也要幾兩”。這對于普通考生來說，院試前考核的不僅是社會關系，更是家庭的經濟實力。
而這，僅僅是院試考前的準備工作。
待到開考當天，考生半夜就得起床。因為院試的考生來自全省，每個人都需要唱名入場。人多，點名的時間勢必要更長。在場考生即使考前挑燈夜讀，此時也不得不打起十二萬分精神，仔細傾聽是否有點到自己的名字。
點到名後，考生無論距離考場大門遠近，都必須盡快撥開人流，上前搭話，并請替自己作保之人一同提供證明，如此方可入場考試。
考生參加完院試正場後，并不能立即擷取生員功名。多數時候，他們還需要在同一天抑或隔天再參加一場“複試”，通過面試或筆試的形式，進一步讓考官認可他們的才學，以便接下來朝廷再根據該年度名額多寡，在做出錄取決定前對考生資質進行最後确認。
即使是到院試的最後階段，成為秀才的那一批“幸運兒”，還得在學官的監督下妥善保管好自己在縣試、府試、院試階段所作考卷原文，在考上之後到所在縣學、府學驗明筆迹真僞。
而到了正式的“秀才”功名階段，這些考生還會不斷面臨來自學政的壓力。根據規定，生員在學期間，需要在學政的主持下，每隔數年完成一次突擊檢測——歲試。之後，再憑歲試的成績，确定不同秀才的等級，以便發放公糧與補貼。
廪生領取公糧的說明，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一般來說，歲試成績分作六等，表現最卓越的秀才，每年會領到國家發放的津貼，稱作廪膳生員，即廪生。成績在此員額外的，稱為增廣生員，簡稱增生。再其次才是附學生員，即附生。如果一個秀才連附生的名額都占不到，那他就沒有資格享受國家每年給予的津貼。
如果學業退步得着實厲害，秀才也有可能會被鞭撻、降等，甚至被革除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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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童試過程一波三折，但通過者便能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看見“一道光”。
秀才做不了官，卻能直接享受免稅的福利待遇。明清兩朝皆明文規定，“嗣後舉貢生員等，着概免雜差”。而且，根據規定，這些特殊的免稅政策還會惠及秀才全家，如清朝明文規定：“凡生員之家，一應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換而言之，在明清兩代，普通人如無雄心壯志，隻要考中秀才，其家庭也能實作财富的正向積累。
除此之外，考中秀才意味着實作了第一階段的階層跨越。他們此時已有最低等的功名，在社會生活中也會受到來自四裡八鄉的尊敬與愛戴。用顧炎武的話來說，一旦為秀才，“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裡胥，齒于衣冠，得于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
顧炎武畫像。圖源：網絡
一般而言，考中秀才者大多會争取進一步的功名，但也存在無意或無望仕進者，這些秀才通常有幾種人生選擇：其一，上門給富戶當塾師。“明初十才子”之一的王行就曾利用秀才的身份，上門到沈萬三家充當塾師，以此養家糊口。其二，一些聲望及家資豐厚的人，可利用秀才的功名直接開一家書院，充當山長，教書育人。其三，一些有特殊技能或家庭背景的秀才，在無意仕進後會選擇另一條“通途”，實作自我價值。明代醫學家李時珍14歲考中秀才後，此後九年參加了三次鄉試，均名落孫山，由此決意追随父李聞言學醫，開啟了“一代藥聖”的輝煌生涯。
當然，在仕進無望的前提下，一個秀才最賺錢的工作，還得是給在職官員做幕僚。據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記載，清代一個進階官員，比如一個巡撫，估計其年收入約為18萬兩銀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員，比如知縣，約為3萬兩銀子；一個學官約為1500兩銀子；一個為地方進階官員服務的幕僚的年收入亦有1500兩銀子，但若為知縣服務，則為250兩銀子。
清代的地方官普遍都有幾百到數萬兩的養廉銀，秀才做幕僚的工資雖然無法超越他們的上司，但也不至于淪落成為一個窮酸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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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絕大多數人考秀才，初心就是為了做官。是以，在秀才群體中特别上進的那些人，又或者是對功名有着十分執念的那些人，會以仕進為終身目标。
于是，在秀才日常歲試之外，學政還會為他們主持另一場重大的人生考試——科試。
科試又稱科考，它是确認秀才是否具備征戰鄉試資格的關鍵考驗。按照明清的規定，科試與歲試體例相同，亦分六等。多數情況下，唯有成績在一二等以上的秀才才有資格報考鄉試，其餘人等還需繼續努力，以準備童試的熱忱繼續應付科試。
後來，考慮到不同時期的人才流動及地方經濟等因素，朝廷又适度放開了額度，科試考到三等前十，也可獲得鄉試提名。
可就算有這樣的“擴招”，秀才們想要更進一步仍是難上加難。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蒲松齡出生于一個漸趨沒落的書香之家，19歲開始參加童子試。第一次考秀才，他就以縣、府、道試第一的成績，折服了當時的山東學政施閏章。施氏是清初詩壇的風雲人物，與宋琬齊名，世稱“南施北宋”。施閏章見到蒲松齡的試卷時，就像《儒林外史》裡周學政對範進所說的“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一樣，贊許不已，并決意收其為門生。
可此後，蒲松齡再無功名奇迹。考了整整50年，從青絲到皓首，他再無一寸功名進步。
直到71歲那一年，經曆了至少七八次鄉試落榜，蒲松齡隻得放棄。
為了安撫像他一樣的老秀才們受傷的心靈，朝廷出台了相關的照顧政策，規定凡中秀才（廪膳生）者，年屆七旬還沒獲得舉人功名的，一律無條件拔貢，稱為“歲貢生”。
科舉時代，歲貢與恩貢、優貢、副貢、拔貢統稱“五貢”。其拔擢出來的生員即為“貢生”，擁有入讀“國子監”的資格。按照當時的規定，國子監生畢業後，仍須按例參加鄉試、會試，考取舉人、進士等。但，有個特殊的照顧，就是萬一國子監生讀書懈怠，畢業後仍舊名落孫山，國家即“包配置設定”，下放到地方，任縣丞、教谕或訓導一類的學官，成為國家編制人員。
正因如此，年逾七旬的蒲松齡憑借早年童試第一的成績，得到政策青睐，獲得了預備做官的機會。
然而，這個機會，對于高齡的老秀才來說已然不現實。經過協商，朝廷最終針對像蒲松齡這樣的老秀才推出了幾項新的政策：
一、每年由朝廷出資，在原秀才廪膳的基礎上，賜予歲貢生紋銀四兩補貼家用；
二、允許貢生在縣學挂職任“候補儒學訓導”，等實職開缺後，循例替補上；
三、準允發放貢生功名牌匾，讓其光宗耀祖。
表面看來，蒲松齡拔貢似乎是他一生征戰科考最好的慰藉，可實際上，蒲松齡卻有不一樣的看法。選為歲貢生後，親友都來祝賀，但蒲松齡的心情卻十分低落。他在《蒙朋賜賀》詩中寫道：
落拓名場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
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亦羞。
腐儒，是蒲松齡對自己一生功名未得進步的評價，從中也能看出他心中依舊萦繞着不平與憤懑。
兒子蒲筠在老父親74歲高齡時，請來了江南名畫家朱湘麒為其繪像。那一日，蒲松齡應兒子請求穿上貢生服，右手拈須，端坐于椅上，讓朱湘麒給自己畫了唯一的肖像圖。
蒲松齡畫像。圖源：網絡
對于這幅畫像，蒲松齡是滿意的。他在畫像上親筆寫下了兩句題志：
“爾貌則寝，爾軀則修。行年七十有四，此兩萬五千餘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頭？奕世對爾孫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題。”
“癸巳九月，筠囑江南朱湘麟為餘肖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百世後所怪笑也。松齡又志。”
直到此刻，蒲松齡内心仍對自己秀才難晉舉人的命運頗感不甘。他的不甘，或許隻有同時代的秀才鄭闆橋能夠體會——鄭闆橋20歲考取秀才，但直到40歲才中舉人，44歲中進士後，他說：“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
是的，他們都明白：秀才，在望不到頭的科舉之路上隻是一個小小的原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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