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衛斯理所生活的18世紀是英國社會變革的時期，新興産業的發展促使勞工以低廉的價格出賣勞動力，每天工作14小時是家常便飯，年僅四五歲的孩子就被雇作掃煙囪的勞工，或在礦場和工廠工作。
同時，受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聖公會中以本傑明·霍德利（BenjaminHoadly）等主教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試圖使宗教更加适應社會世俗以及科學思想的發展，他們将教會視為國家的工具，并努力将英國聖公會教義中強調教會神聖使命和聖事虔誠的方面降到最低。
由于宗教冷漠遍及英國，導緻神職人員更加疏于職守，普通人更是道德松懈，教會改革、宗教與道德生活的複興成為了當務之急。
與進行宗教改革的16世紀和發生内戰的17世紀相比，18世紀的頭70年是英國政治相對平靜的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使得社會變革得以發生。
這一時期英國關鍵的政治問題變成了社會和經濟問題，宗教不再主導政治，但這并不意味着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沒有了作用，教會和國家在18世紀的英國依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教會幾乎參與了所有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宗教和政治的聯系在西方有着悠久的曆史，中世紀西歐萬流歸宗，教權與俗權長期鬥争，到英諾森三世（InnocentIII，1198-1216年在位），教權高于俗權。
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英國仍然保留了君王受膏的概念，如查理二世複辟時就以聖公會的布道來慶祝，在布道中明确地提到神聖權利的世襲，被動服從和不抵抗等原則。
18世紀的英國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因為《至尊法案》（SupremacyAct）保證了國王是教會的無冕之王，是以也是上帝的牧師，國教會的每一位主教在上議院都擁有一個席位。
在1760年至1789年期間，宗教繼續支援和維護英國政府（雖然多為宗教人士所用），同時，這一時期的教士著作中有很多政治内容。
由神職人員和一些平信徒撰寫的布道、指控、宣傳冊、回憶錄、信件、小冊子和書籍，經常從理論上将政府的基本原則與宗教聯系起來，并引用經文來證明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直到20世紀之前，英國的政治黨派與宗教之間的聯系都十分密切，尤其是18世紀初至19世紀末，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福音奮興運動（EvangelicalRevival）時期，英國擁有衆多的國教之外的宗教團體，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深影響着英國的政黨政治。
伏爾泰曾諷刺地說:“如果英國隻有一個宗教，人們就會害怕專制;如果有兩個宗教，人們就會互相殘殺，但是如果有三十個宗教，人們就會快樂而和平地生活。”
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深影響着英格蘭的政黨政治，“......英國變成各教派混戰的舞台,天主教徒、國教徒和清教徒在教理上互不妥協,都力圖使自己的教派能與國家主權相結合，進而産生了“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
在1872年英國實行無記名投票之前的投票記錄顯示，群眾的政黨偏好與所屬宗教教派有很大聯系，非國教牧師和羅馬天主教神父偏好自由派、輝格黨或激進派候選人，而聖公會牧師通常投票給保守黨。
在地方一級，1835年市政改革法案之後選出的許多新的區議會都由非國教徒主導。
如利茲市（Leeds），有超過一半的新議會成員是非國教徒，第一任市長是浸禮會成員。
在萊斯特郡（Leicester），1836年當選的議會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是非國教徒，新政權下的第一任市長是一名上帝一位論者（Unitarian），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也是如此。
此後的幾十年裡，英格蘭和威爾士選區的兩黨議員仍然壓倒性地支援英國國教，少數不信奉國教的議員幾乎都是自由黨。
直到19世紀80年代，非英國國教徒才開始大量當選議員。
對1900年、1906年和1910年選舉中候選人的宗教信仰分析顯示，64%的英國聖公會教徒是保守黨或者自由工會主義者（LiberalUnionists），91%的非國教徒支援自由黨或者工黨。
大多數非國教徒、羅馬天主教徒和世俗主義者，可能還有大多數猶太人投自由黨或工黨的票。
肯尼斯·沃爾多（KennethWaldo）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對1885年至1910年間的選舉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這一時期舉行的每一次大選中，非國教的宗教力量都是預測各選區結果的最佳要素。
直到1918年，階級才取代宗教成為影響投票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一年選舉權的擴大，這大大增加了勞工階級選民在選民中的比例，也可以說是直到這一時期，教會才逐漸走向了國家政治的邊緣。
成長經曆
1703年6月17日，約翰·衛斯理出生在英格蘭北部林肯郡（Lincolnshire）愛普沃斯鎮（Epworth），他的父親塞缪爾·衛斯理（SamuelWesley）是一名有學識的虔誠的高教會派牧師，其祖父曾是一名不從國教會的牧師，衛斯理的祖父、曾祖父和父親三代都曾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
他的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hWesley）是一名傑出的非國教牧師安内斯利（Dr.Annesley）的女兒，曾受過良好教育，她雖然成長于非國教環境，但在十三歲時也接受了英國國教。
蘇珊娜治家嚴謹，紀律嚴明，對子女管教嚴厲，“孩子們幾乎一出母腹便得接受一套嚴格訓練，飲食睡眠和更換衣服均有定時。”
衛斯理家的孩子互相之間不得直呼其名，稱呼時必須加“兄弟”或“姐妹”為字首，不能在兩餐之間吃零食，不能和别家孩子混在一起，不得未獲得主人許可借用他人之物，撒謊、偷竊和在教堂玩耍将會被嚴懲，每天必須集中學習六個小時。
蘇珊娜堅信：個人意志是所有罪和痛苦的根源，是以放任和體恤它必定把人推向可憐悲慘的無宗教信仰境地，阻止和抑制它卻能把人帶到未來充滿喜樂和敬虔的人生......宗教信仰無非是遵照神的旨意去更新和拯救靈魂。
為人父母的放任則是為撒旦做工，會使人信仰淪喪，拯救無門。
宗教信仰是這個家庭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表面遵守的行為準則。
蘇珊娜引導孩子們進行虔誠的宗教活動，孩子們一會說話便被教授主禱文，每天要唱贊美詩、背誦禱告詞和朗讀《聖經》，五歲生日一過，衛斯理就開始學習《創世記》第一節，兩天後便能自己閱讀。
衛斯理一直将母親視為自己的向導，蘇珊娜清教徒的虔誠極大地影響了他，這無疑塑造了衛斯理的性情和習慣，影響了衛斯理今後井然有序和有條不紊的生活。
盡管塞缪爾和蘇珊娜有着相似的宗教傳統，但在衛斯理出生之前，他們曾因政治信仰發生過沖突。
雖然同為保守黨人士，但塞缪爾曾在拒絕詹姆斯二世黨人的奉承後，寫信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辯護，并支援漢諾威王朝；而蘇珊娜卻是一個詹姆斯二世黨人（詹姆斯二世家族的支援者），她不贊同光榮革命中罷黜詹姆斯二世的行為，認為新王無權接受王位。
1702年初，在一次為威廉三世的祈禱中，蘇珊娜拒絕說出“阿門”，導緻塞缪爾十分憤怒，威脅妻子自己要離家出走，直到她忏悔為止。
到1702年3月威廉三世去世，斯圖亞特家族的安妮女王登基後，這對夫婦才重歸于好，約翰·衛斯理是他們和解後的第一個成果。
由于父母都為高教會派的保守黨人士，衛斯理也自然成長為一名保守黨人。
事實上，18世紀的高教會派更傾向于是一個政治黨派，而不是一個神學派别，高教會派的成員都是保守黨人，他們支援皇家特權，譴責叛亂。
衛斯理也承認，他對上帝和國王的忠誠是他自小形成的：“我是一名高教會派教徒，一名高教會派教徒的兒子，自童年起我就在消極服從和不抵抗的觀念中熏陶長大。”
衛斯理在母親膝下接受教育至10歲進入查特豪斯公學（CharterhouseSchool）學習，17歲時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
1724年他以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後，繼續留在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并準備接受聖職。
他是一個愛交際、和藹可親的學生，喜歡與人相處，喜歡交談，喜歡看戲劇，喜歡閱讀，喜歡寫拉丁詩歌，還勤奮地學習古典文學。
在牛津，他形成了十分規範的生活規律：在四點到五點起床，接下來是禱告、讀《聖經》、有時在咖啡室用早餐、教導學生、在廳裡用午餐、在教員休息室與人交談、散步、騎馬、閱讀以及為他在牛津和牛津周邊鄉村教堂的布道準備講稿，在完成這一切後才會睡覺。
清教徒的虔誠使他閱讀了傑裡米·泰勒（JeremyTaylor）主教的《神聖的生與死的法則》（TheRuleandExercisesofHolyLivingandDying），這本書訓示他每天每時每刻都要寫一份報告，于是衛斯理從此開始記錄自己的生活，其中大部分記錄後來由他作為自己的日記出版。
1727年8月，衛斯理成為了他父親的助理牧師，并于1729年11月回到牛津任教并定居。
牛津的15年生活進一步加強了衛斯理的保守主義傾向，因為牛津大學實質上是保守黨的大學營，尤其是衛斯理所入讀的基督教會學院。
在宗教方面，牛津大學有着濃厚的高教會派傳統，是以整個18世紀福音派教會都沒有在牛津站穩腳跟，卻在劍橋得到了相當大的反響，更别說到19世紀時，牛津大學還爆發了要求複興天主教、抵制自由主義傾向的牛津運動。
在政治方面，牛津大學的保守傾向也由來已久，在17世紀英國内戰時期，牛津就曾是查理一世和保皇黨的總部，基督教會學院是查理一世的臨時會議中心，牛津學生則充當國王的臨時衛隊。
在1683年，牛津大學發表了支援國王查理二世的宣言，聲稱國王和臣民之間不會有任何契約，權力也不來自于人民，1715年和1716年，牛津還曾發生過反輝格黨的暴動和示威遊行。
不過在牛津的時候，衛斯理還沒有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他把自己的時間都用于“神聖俱樂部”（Holyclub又譯“聖社”）上，和成員們過着敬虔的生活，并一起緻力于慈善事業。
正如韋伯所說:他們從來沒有給自己一個特定的政治身份，沒有表達政治動機，也沒有利用他們的社團來達到政治目的......他們的出發點，自我定義，和活動内容都是宗教性質的。
他們置身政治之外，甚至包括王室繼承相關。
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想法，他們顯然沒有做過任何政治性的事。
是以，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被教育長大的衛斯理，所接受的宗教和政治知識都來源于父母（尤其是母親），他從小就被培養對皇室的尊敬和對上帝的忠誠，後來在牛津大學的學習和生活經曆則愈發增強了他的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