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殖民統治以來，羅馬天主教就扮演着重要的社會角色，其中之一便是教育發展的承擔者。
教會團體們在抵達智利後，紛紛開辦學校，一方面，教會學校的創辦可以培養更多的教士和神父，便于傳教。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時期，大多數學生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後代，因為隻有殖民者才有實力供給後代的教育需求，是以，教會學校承擔着聯絡教會與上層政權的作用。
耶稣會創辦的聖弗朗西斯科·哈維爾寄宿學校，是殖民地教會學校的典範。
在17世紀，耶稣會每十年大約培養24名學生，超過多米尼加會、方濟各會和奧古斯丁會教會學校的學生。
1611-1699年期間，共有 146 人入學。
1700-1767年期間，入學人數為 712 人，并在 1750年達到高峰，當年招收學生 143 人。
1767年，耶稣會已經主辦了多所學校，包括聖地亞哥的聖弗朗西斯科·哈維爾寄宿學校、康塞普西翁的聖何塞修道院學校和全國其餘十所教會學院，這些教會學校都提供着當地的國小和中學教育。
另外也有一些教授拉丁字母的初級教會學校,總共有 30 所,有 1000-1200 名學生接受教育。
當耶稣會于 1767年被驅逐出智利時，對智利教育的發展造成了相當大的沖擊。
此外，教會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貢獻。
1622年，聖地亞哥的多明我會創辦了聖托馬斯·德阿基諾大學，後來在這所大學基礎上建立的聖費利佩大學，是當時拉普拉塔總督區著名的大學，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1758-1813年間，聖費利佩大學培養了大約1837名學生授予了 299 個博士學位，其中包括128個法學學位、106個神學學位和5個醫學學位。
從長遠角度來看，聖費利佩大學的建立是智利教育顯著發展的表現。
應該看到，教會對殖民地教育的推動，與謀求政治話語權有關，它為西班牙的殖民秩序奠定基礎。
具體而言，教會教育有助于培養“公民美德”，使公民服從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羅馬天主教不僅在文化教育方面居于壟斷地位外，它還擁有雄厚的财力，是殖民地重要的财富團體。
得益于龐大的經濟實力，羅馬天主教在智利國家經濟生活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也是教會力量不可小觑的物質前提。
教會的财産來源廣泛，包括什一稅的征收、宗教服務的費用、教堂的修繕籌款、虔誠教徒和殖民地總督的施舍和捐贈，還有遺囑遺贈等，這些都為教會積累大量的财富。
殖民地時期,羅馬天主教會廣泛參與到智利的經濟生活當中，在生活必需品生産、社會物資消費日常社會交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教會占有大量土地，并不斷擴大規模，進行物質生産。
教會與大莊園主之間往往存在着經濟利益的互換，他們都是士地的控制者，教會與莊園主一起解決作物的生産和運輸等問題。
1759年，在耶稣會每個莊園裡，都有鐵匠、制革場、釀酒場、磨坊、葡萄園、牲畜等等。
它在馬烏萊河口有一個造船場，在布卡萊姆有一個鍛造場和織布場，在阿空加瓜有一個麻繩場。
其次，征收什一稅也是教會的重要收入。
農牧業從業者每年必須向教會上繳總收成的十分之一，以此作為對上帝的奉獻。
一方面，什一稅的征收保障了教會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教會的财富積累，還有一部分成為教會投資的原始資金。
在不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教會以上帝的名義征收什一稅，大肆斂财。
此外，作為殖民地重要的經濟組成，教會還扮演着放貸組織的角色，利用自身的财力進行放貸活動，借貸者通常以土地或房屋進行抵押，這一步加強了教會對土地等不動産的侵蝕和吞并。
社會生活方面，羅馬天主教更有發言權。
從殖民時代開始，教會便與國家緊密結合。
1800年，大約220名神職人員在聖地亞哥教區工作，大約90人在康塞普西翁。
全國大約有1000個宗教團體，主要分布在方濟各會、奧古斯丁會、多米尼加會聖母會和聖胡安福音派這五個教會團體中，教會不僅積極參與教育事業，還管理着殖民地的六所醫院。
教會廣泛傳教，參與到當地人的社會生活中。
1757年，耶稣會在奇洛埃有 76 座教堂，11.047 名信徒，一年内舉行了 12,700 次聖餐禮、626 次洗禮和 113 次婚姻儀式。
在社會管理方面，教會甚至有淩駕國家之上的特權。
教會管理着所有的教會學校，此外，信徒的受洗禮、葬禮、出生和婚姻登記，教會是唯一的官方登記機構，羅馬天主教會還建立了專門的教會公墓區，并排斥非羅馬天主教徒。
獨立戰争爆發後，羅馬天主教作為殖民統治的幫兇，竭力扼殺智利的解放事業，但也有一些先進的教士，他們宣揚民族獨立和自由平等，促進了智利民族國家的誕生。
1811年1月6日，獨立派神父、後來1812年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卡米洛·亨利克斯·岡薩雷斯，以奎裡諾·萊馬切斯為筆名發表《奎裡諾·萊馬切斯宣言》(La Proclama de Quirino Lemáchez)，他在宣言中高呼:“大自然使我們平等，隻有通過自由、自發和自願所簽訂的契約，其他人才擁有對我們公正、合法和合理的權威。”
宣言鼓舞了智利獨立和社會自由。
獨立後的教會在智利國家中也具有很大的權力，主教的任命是教會内部的事務，總統和世俗權力不得幹預，教會神職人員不受世俗法律的審判，教會擁有宗教審判權。
行政區劃方面，各區域的邊界劃分與教會教區的分布相吻合。
在重要的典禮儀式上，主教都會受到邀請，作為重要代表參與活動。
加上教會時常利用天災人禍抨擊政府的“不當行為”，使得羅馬天主教的社會發言權聲如洪鐘。
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讨論與第五條内容的确立
1830年利凱爾戰役結束後，保守黨取得了内戰的勝利，并建立新的政權，在這期間，自由黨和保守黨互相對立，并逐漸形成兩黨制度。
與此同時，為了維護統治，保守黨着手對 1828年憲法進行修改，以此制定新的政治憲法，圍繞着“羅馬天主教在國家的法律地位”，雙方在憲法起草過程中展開讨論，最終在1833年憲法第五條中再次确立了羅馬天主教的國教地位。
1831年10月1日，華金·普列托(Joaquin Prieto)總統通過内政部釋出了“偉大的制憲會議”(la Gran 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的号召。
普列托總統呼籲組成專門的制憲議會和憲法起草委員會，為制定新憲法作出準備工作。
後由政府意向初步篩選，并交由議會負責遴選，最終由十六名議員代表和二十名“衆所周知開明和正直”的公民代表組成了制憲議會。
值得注意的是,在議會選出的20名公民代表中實際上隻有6名是非議員公民，其餘14名均是在職的參議員或衆議員。
根據規定，制憲議會中的代表一旦接受任命，就不能辭職,而且他們必須宣誓:“我向上帝發誓:仔細審查1828年8月8日頒布的智利政治憲法，如果有改革或修改的必要，我會根據專業的意見，以适當的方式修改它，以確定智利人民生活的和平與安甯。”
普列托總統甚至向他們呼籲道:“先生們，制定新憲章是你們的工作，你們要保障的，不僅是今日生活在智利的一百多萬人的權利和義務，還包括有朝一日，智利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幾代人的權利和義務。
如果南美洲最有創造力的公民獲得了幸福，您們将被永恒傳頌，反之，您們将遭受永世的咒罵。”
制憲議會成立後召開了三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是1831年10月21日，此次大會任命費爾南多·安東尼奧·伊萊紮爾德(Femmando Antonio Elizalde)、曼努埃爾·甘達裡利亞斯(Manuel Gandarillas)、奧古斯丁·維亞爾(Agustin Vial)三人組成審查委員會，以審查1828年憲法。
10月24日，審查委員會對1828年憲法作了簡短的分析報告,指出1828年憲法存在的缺點和不足之處,并強調對該憲法必須加以修訂修訂的提案以 22 票對2票獲得通過。
10月25日，議會從制憲議會中投票選出七名成員，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負責新憲法的起草工作。
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七人中，絕大多數是保守黨成員，這莫定了保守黨對憲法編寫的控制。
制憲議會根據普列托總統“偉大的制憲會議”的要求,對1828年憲法進行修訂，憲法起草委員會在審查了1828年憲法後，保留仍然行之有效的條款，并修改不符合社會現狀的條款，以此為基礎制定出一部新的憲法。
1831年10月25日，七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之後，制憲會議也暫停召開會議，直到憲法起草委員會送出新的憲法草案。
從1831年10月一1832年4月的6個月裡，起草委員會商讨憲法的草案，由馬裡亞諾·埃加尼亞對憲法草案提出修改方案，最終送出給制憲議會審批。
5月17日，馬裡亞諾·埃加尼亞提出了一份他和奧古斯丁·維亞爾共同編寫的修改草案，并與起草委員會的其他草案同時讨論。
與此同時，曼努埃爾·甘達裡利亞斯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梅内塞斯也起草了一份初步草案，其中包括部分需要予以特别讨論的草案内容。
憲法制定過程中，委員會内部出現了多達五個憲法改革綱要在很多方面是不可調和的。
從憲法起草的過程中以看出，憲法起草工作存在難以克服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