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時，民族沖突激化，前期受到北方金朝的軍事劫掠，末期又與女真征戰不休，兵變的問題愈發嚴重。靖康之難導緻大量敗兵南逃，這些逃兵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兩淮地區發動變亂，威脅南宋統治。

一、宋代兩淮地區的兵變事件

兵變雖貫穿整個宋朝，但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其類型和原因不盡相同，對朝中政局的影響也因而有異。

兵變的類型有兩種，一是自官軍中叛出，不抗擊外敵，而專肆殘害百姓，對抗官府這種變亂的性質較為單一，也較好了解。另一種兵變類型則具有兩面性，他們既有忠君報國，抗擊侵略的屬性，又有殘害百姓，對抗官府的特點。兩淮地區的部分兵變正具備這兩種特質。

從時間上看，北宋初期兩淮地區的兵變次數較少，自真宗朝官吏肆意克扣軍饷、苦役軍兵起，變亂次數逐漸增多。至南宋，兩淮地區兵變的次數迅速攀升，宋高宗一朝最多，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南宋所面臨的軍政背景較之北宋有顯著的差別。

宋高宗即位時，面對金軍屢次攻擊南宋的局面，高宗一方面“通問二帝”，幻想乞和；另一方面起用以李綱為首的主戰派主持抵禦金軍，朝中軍事顧此失彼，為高宗時期兩淮地區兵變的滋生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

從兩淮地區的政區角度來看，宋代兩淮地區兵變的地區并非固定不動，随着他們武裝力量的不斷積聚，波及的地區也愈來愈廣。另外，兵變的路徑在淮南東、西兩路也有明顯的疏密之别，淮南東路的兵變主要集中于楚州。

衆多兵變之是以集中于楚州、壽州，與兩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關。熙甯五年九月，分淮南為東西兩路，楚州在當時屬淮南東路，獨特的氣候條件促進了該地農業的發展，使得楚州在“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時，仍能保持“谷熟米賤”這一狀态。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臣自颍至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該地産出充足。”

南宋和金、元交戰時，楚州一度成為前線。建炎初年，該地兵戈擾攘，政府忙于外患，為内部變亂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楚州交通便利，水運條件優渥，為盜賊輾轉于楚州鄰近州縣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埋下了變亂的隐患。

二、宋代兩淮地區兵變的原因

普遍而頻繁的兵變，對兩宋政權産生較大影響，宋代兩淮地區的兵變共43起，盡管非兩宋兵變之全部，但可從中了解兩宋兵變的基本概況。宋代兩淮地區軍官與士卒的變亂原因不盡相同。

軍官變亂的原因，首先是因為統治者的猜忌。北宋初年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變亂就屬于這一原因。李重進的身份特殊，他為後周太祖之甥，負責掌管禁軍，曾任殿前都點檢一職，在後周随軍征戰，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柴榮在位時，另一禁軍首領張永德經常在酒醉時說李重進的壞話，甚至曾“密遣親信，乘驿上言”，但李知道後，并未與張爆發沖突，反而是主動找到張，勸其“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進而化解了禁軍之間的沖突。

由此可知，李并非心胸狹隘之人，且為人坦率，是以李重進的兵權曆來為宋太祖所忌憚。太祖即位後，接受各地節度使朝拜，當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上書時，宋太祖的态度卻很反常，“上意未欲與重進相見”、“善為我辭以拒之”。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雖在遠方，還同一體，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圖，修朝觐之儀，何須此日。”

除此之外，宋太祖還讓李昉寫了一封诏書來敷衍李重進，趙匡胤接見了諸多地方官，甚至還接見了同為地方節度使的李筠，卻唯獨不見李重進，可見其防範之心。宋太祖通過平定李重進之亂，也成功将地方節度使的軍權重新掌握到中央手中。

宋朝軍政的腐敗分為四點：一是對貪夫庸将的寬容；二是武将的貪财黩貨和兼并土地；三是私役軍士；四是刻薄軍士。以上種種原因，不僅挫傷宋軍銳氣，還惡化了官兵之間的關系。

終宋一代，士卒逃亡的現象一直屢見不鮮。大量士兵逃離軍隊，在逃亡過程中聚內建團夥，“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數”。這些逃兵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荼害百姓，發動變亂，對社會造成了許多消極影響。

建炎元年十一月壽春卒丁進變亂。他“被罪而竄”，士兵犯法沒有就地服罪，卻選擇逃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宋代軍卒犯法刑罰深重。宋朝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賞重于罰，威不逮恩”這一政策，雖然宋朝制定了嚴格的軍法，但對有武階的軍官犯法，往往是寬容、姑息的，通常可采取贖罪、官當等來抵消罪過。

宋代的士兵，其實就是穿上軍裝的農民，就算被招進了軍營，也同樣過着囚徒似的生活，臉被刺字，嚴禁逃跑，不許喝酒吃肉，不許久駐一地，而且經常要做苦工，還常常拿不到軍饷，是以造成多次兵變。

部分宋朝官員的不作為。他們一味采取妥協、投降、逃跑的政策，緻使賊卒在官府不管不問的情況下，兵力愈來愈盛。以黃潛善、汪伯彥為例，黃汪二人向來主張避害就利，這二人在政治、軍事上百無一能，當高宗問及軍事時，隻會對戰況東遮西掩。

三、宋代兩淮地區兵變的特點和影響

繁多的兵變與民變成為宋代變亂的兩個主流，從中國變亂史來看，兵變又是宋代變亂的一大特色。宋代兩淮地區的兵變作為宋代變亂的組成部分，同樣具有一定的區域特性。

宋代兩淮地區兵變的特點之一，就是變亂集團成分複雜。他們有的是軍官，如淮南節度使李重進、雷澤尉王善、壽州城西鎮将李文諒與勇健軍校孫同、滄州兵馬钤轄丁順、鎮撫使郭仲威、禦營使司同都統制範瓊等。

也有的是兵卒，如亳州士卒、捉賊虎翼卒王倫、禦營後軍孫琦、真定府馬軍張遇、壽春卒丁進、丁進後軍張勝、湯陰縣射士張用等。軍官和兵卒中也有部分是武裝流民轉換來的遊寇集團，他們或是民間抗金武裝、或是各地勤王軍、或是被金人打敗後潰逃的士兵。

兩淮地區的兵變以南宋初年的數量最多。他們“跨據州縣，遞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萬群，不可勝計”說他們成分複雜，是因為他們的組成成分除了軍官士卒外，還摻雜着許多百姓和逃亡的潰卒。

他們在變亂的過程當中的所作所為，如燒殺搶掠、危害百姓的财産和生命等，不僅對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壞，也對趙宋政權造成一定威脅。這些兵變團夥甚至還會以武力恐吓逼迫百姓入伍，進而壯大變亂隊伍。

《李綱全集》記載：“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複循環，無有窮已。”

兵變者接受政府招安且謀得一官半職後，出于某種原因，出爾反爾，再次反叛。他們斡旋于宋政府與金人之間，一邊接受宋政府加官進爵的優待，一邊攻城掠地，私下與劉豫、金暗自勾結。

部分兵變團夥在行進路途中往往合兵，成為一股更大的武裝勢力。慶曆三年五月，軍卒王倫帶領士兵在京東路的沂州發動兵變，殺死沂州巡檢使朱進，在南下的過程中，不斷有困苦農民加入到王倫的隊伍，人數遂迅速擴至數百。他們逞兇肆虐，兩淮地區如海州、泗州、楚州、揚州、泰州均未幸免于難。

這些時而投降、時而叛變的兵變團夥，他們深谙人多勢衆的道理，到處拉幫結夥，使變亂隊伍的規模不斷壯大，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抗力量。不僅能夠抵抗各種小賊小盜的騷亂，甚至還有撼動宋廷之勢，這種團夥的危害，性往往比小兵小卒單打獨鬥所帶來的危害，要大得多。

結語

兩淮地區頻繁的兵變給宋王朝帶來很大損失，一方面，政府在調動軍隊平亂的過程中，不僅浪費兵力、物力，還要對止亂有功者進行賞賜，無形中加深了宋代财政危機。另一方面，兩淮地區的兵變威脅百姓生命，擾亂社會秩序，嚴重影響了宋朝統治。但宋代兩淮地區的兵變始終沒有擺脫其固有的局限性，故兵變的隊伍終被宋政府平定。

參考文獻：

[1]《續資治通鑒長編》

[2]《李綱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