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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康有為用150萬在歐洲買了一座小島,如今島嶼歸誰?

作者:聰明的風鈴008

1904年,失意的康有為踏足瑞典,成為進入瑞典第三個有記錄的中國人。

異國他鄉,少不了漂泊之感,尤其是在蹉跎半生,終于一施拳腳之時,突遭變故,境遇一落千丈,又被人逼迫離鄉遠走,這種感覺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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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觀光之意,卻不勝美景,漫步在異樣風情的瑞典首都德哥爾摩市,後來康有為在《北國随感》如是寫道:“天下風光之美,瑞典第一,瑞典風光之美,沙丘巴登第一。”

景消人愁,瑞典令康有為有在此修養的心思,康有為便在首都斯區東南方15公裡左右,花150萬買下了一座叫作沙丘巴登的小島,改名“北海草堂”,寓居3年解郁養性。

3年中,康有為本以為自己或可在此長樂,但郁解情難消,探聽國内局勢後,情難自禁,随啟程踏上歸國路。

康有為,中國近代變法維新的代表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不小的影響。

這些是曆史書的說法,但真實的康有為,人生遠沒有如此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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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家世不錯,但早年的成就,卻一點都對不起他的家世。

康有為的爺爺,官至連州訓導,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縣級市教育口上司,等級差不多是個正處級;康有為的父親,江西補用知縣,雖說是花錢買的官,沒什麼實權,但足以說明家中有幾份“薄财”。

康家也不是什麼小門小戶,除了康有為這一支,康有為從叔祖還當過廣西巡撫,鎮壓過太平天國,算是地方大官。

可如此優越的家境,隻催生了康有為的驕縱做派,求學并不求真務實。

他自命自己五歲可誦唐詩百首,六歲熟讀經典,十一歲就跟随崇尚宋明理學的祖父,遍覽大家名典,可以稱得上神童,就頗為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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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卻活成了一個“呂秀才式”的人物,童子試折戟,讓平日自負的他成為了笑柄。

十四歲,康有為第二次童子試再次失敗,自小苦讀,自诩神通,可兩次還拿不回來一個秀才的頭銜,這讓康有為十分受到打擊,他不僅開始懷疑自己,自命不凡的他還懷疑嚴于修己卻浮于形表的宋明理學。

方向雖然對了,但康有為的動機卻是偏了,不過在“錯的不是我而是這個世界”的指導下,自負的康有為歪打正着,走上了“開眼看世界”的道路。

他看了《瀛寰志略》這些“課外書”,視野開拓以外,意外地消解了因屢試不中而對科舉産生的恐懼,第三次童子試他成功通過,拿下了秀才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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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意外讓他覺得自己“又行了”,堅定了在看世界道路上繼續走的心,但鄉試還是給了他一記清醒的棒喝。

1876年,18歲的康有為第一次鄉試失敗。

家裡給他請了名師朱次琦補課,朱次琦,雖然也專攻理學,可朱次琦之理學崇尚“複孔”,主張經世濟民,反對泛泛而談。

“實用”的概念第一次進入康有為的思想中,他一改往日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而是收集顧炎武等人的書籍輔以介紹西學的書籍,閉關三年,專心讀書,兼收并蓄。

看書的過程中,他曾流淚歎息,感慨自己境遇多阻,也為前人大志震懾,久久不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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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言、心中志,兩者積累越多,他見識越多,尤其是與西學書籍兩相對比,當朝許多大儒的文章越發顯得空泛,他也越發對現實不滿,也越發堅定錯的不是自己。

可現實依然殘酷,他一次次應試,一次次落榜。

1882年,康有為改在順天參加鄉試,這次的結果依舊不如人意。

但這一次他并不氣餒,他路過上海,在那裡買了許多有關近代科學的書籍,也第一次了解資本主義制度。

西方君主立憲制,尊皇上,建共和,讓他神往不已,并且認為列強之強就是強在靈活的政治制度,與中國陳腐的封建官僚制形成鮮明的對比。

也是從此開始,康有為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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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後,康有為再一次前往順天參加鄉試,這一次他帶去了自己寫給光緒帝的第一封奏疏,可他人微言輕,這份奏疏并沒有上達天聽,并且這一次的科舉,康有為再一次以失敗告終。

光緒十六年,康有為通過陳千秋,認識了梁啟超,比起梁啟超,康有為生出了一股子蹉跎的感覺,梁啟超16歲中舉,雖然第一次會試不中,18歲已經在準備第二次會試。

反觀康有為,童子試三次得中,鄉試至今未中,兩人本不該有交集,但是,梁啟超聽聞康有為在西學一道頗有建樹,就不顧陳舊的科場規矩,拜康有為為師學習西學。

次年,康有為應邀前往廣州,開辦學堂傳播自己發展過的改良維新的思想。

康有為的授課,旁征博引,不僅涉及西學,宋明之前的經典也研究頗深,兩相結合确實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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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但接受了康有為的知識傳授,還被康有為一步一步引導接受了改良維新的全盤理論。

在廣州教學期間,康有為在梁啟超的幫助下,彙聚自己的思想,編撰而成《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兩本書。

兩本書的内容尤為尖銳,直言無論後來的宋明理學還是現行的孔子典籍,都不過是封建王朝時期,臣子結合統治者們的需求冒名所做的“僞學”。

此等言論一出,在當時可謂是石破天驚,不少衛道士還直呼康有為“妖言惑衆”。

此書的論據并不寫實,康有為也沒有寄希望于兩冊書就打破千年禮教的束縛,他隻是用兩本“違逆”之言在人們心中種下懷疑、質疑的種子,友善進一步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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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近現代史,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兩部書與後來新文化運動中思想啟蒙文章有異曲同工之妙,隻是康有為所做之書,依舊沒有脫離傳統文化與封建思想的窠臼,一心隻是為改良鋪路,深度和力度都遠不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

1893年,康有為寫《大同書》,在這部著作中,康有為糅《禮記》的“大同思想”、資産階級民主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等多種思想,意在為中國變法指明道路。

2年後,甲午中日戰争中國戰敗,清政府面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朝内大臣猶豫是否簽署,而朝外群情激奮在所難免。

康有為、梁啟超借機發動了有名的公車上書,公車,清朝統治者為收集民間輿情,設立在京城大街小巷整日穿行不停地“流動投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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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公車,皇帝也是“被有選擇”地看,比如這一次公車上書,康有為等人遞交的改良建議,就被大臣們攔下,壓根沒有被光緒帝看到。

但康有為時來運轉,在這一年的會試中了進士,得以有機會參加殿試,雖然最後成績不算很好,隻排在二甲,但康有為終于算是有了面見天顔的機會。

在衆多元新派人士的努力下,被頑固派封鎖消息的光緒帝慢慢接受變法事宜,開始了“戊戌變法”。

但康有為一系所堅持的改革之法,激進且入歧途,一度接受伊藤博文“中美英日合邦”,甚至說出了“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這種将國家主權交之于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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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後借此猛烈反撲,緻使變法派主将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遠遁海外。

這一逃,康有為的人生将重新回歸前半生的下坡路,再也不複上揚的同時,康有為後半生的所作所為,将敗壞他前半生努力得來的所有贊譽。

百日維新的失敗,讓全世界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都對清廷失望至極,“改良變法”走不通的說法,也逐漸被天下人所認可,但逃至日本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并不這樣想。

他們将錯誤全部歸結于西太後慈禧的身上,廢光緒的做法更是“罪大惡極”。

康有為在海外揚言帶有光緒所書的衣帶诏,以此為基,洋洋灑灑寫下《奉诏求救文》,緻電英國等各方勢力“請其出力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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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甚至上書伊藤博文,請日、美、英等列強聯合出手向清廷施壓,推倒慈禧的統治,釋放“聖明”的光緒。

兩員改革先鋒此時不僅對清廷抱有幻想,還對列強抱有幻想,雖然有救國之心,但已有誤國之實,之後又進一步加深了誤國之舉,俨然變成了新的頑固派。

在日本,康、梁二人重新積蓄改革力量,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了革命民主派人士,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交涉并不友善,或者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梁啟超的思想稍稍與康有為不同,他認為改革失敗是沒有動員更廣泛的力量,将一切歸結于“明智未開”,在“明智未開”論調上提出中國“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進而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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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典型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認為中國之民并不指“平民”而是知識分子,并且認為并不是所有的平民都能成為“民”。

按照現在的思想,民智未開就要去啟民智,要相信人民群衆的力量是無限的,這是我們現在所堅持的人民史觀。

但康有為等改良派則是帶有優越感的貴族史觀,不相信人民有覺悟,也不去嘗試發動人民,堅持需要“明君”。

但八國聯軍清華戰争爆發,西太後等皇親國戚出逃北京,置江山人民不顧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有識之士,尤其是慈禧不知廉恥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傳播海外,無數華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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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形勢不力,梁啟超決口不提保皇,但态度卻傾向于另立新帝。

康有為則因為戰前清政府和日本交涉,不得不離開日本,輾轉加拿大各地,即便如此,康有為依舊到處演說,鼓動美國政府插手中國内政,釋放光緒。

1900年,清廷平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祖墳,恰逢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國内風向已大為轉變,上文已經說過,梁啟超的思想都作出改變,但康有為卻撰文駁斥梁啟超“搖于形勢”,堅持“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

“拳拳忠心”讓人不得不呼“奴性大發”。

康有為之言,也徹底引爆了海内外言論,許多人認清康有為“保皇”之實,且認為他一再向清廷卑躬屈膝,愧為從前的改良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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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在加拿大被革命黨人士瘋狂打壓的康有為來到歐洲,他的郁在“與世皆敵”,且一如當年接受西學一樣,固執地認為“舉世皆醉”。

不得不說,康有為是封建傳統文化束縛的标準案例,早年他的離經叛道,不過是現實重挫給予他的叛逆,并不是真正的開明,待到中年順遂,他不僅固守幼時便接受的封建文化,還暴露了他沽名釣譽的本質。

這也說明了他到底為何執着“保皇”,無他為一“忠臣”之名耳。

1906年,光緒迫于列強壓力,推行清末新政,預備立憲。

在瑞典聽聞消息的康有為再也坐不住,什麼“天下風光第一美”的情趣渾然不顧,聯絡保皇黨再次活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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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保皇黨在紐約召開大會,商讨憲政,康有為離開他“心愛”的小島,并且終其一生沒有再回來,将之抛之腦後。

康有為走後,島上的中式建築被閑置,二戰前後,瑞典政府以産權到期重新收回沙丘巴登,對其進行改造,重新使用。

時直至今日,沙丘巴登成為了瑞典有名的富人區,康有為建造的住宅也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北歐風格的住宅,但當地華人提起沙丘巴登,還是會将它稱為“康有為島”。

100年前,康有為用150萬在歐洲買了一座小島,如今島嶼歸誰?

時過境遷,但人過總有痕迹,就像康有為一生,有功有劣,一應被記錄且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