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比幹精神包括擾亂甯民的仁心、敢于強谏的忠勇，該精神在唐代或見于史料或見于詩文。唐太宗親吊比幹展現了繼承傳統、旌揚忠義、教化時人、志成明主的意義。
在科舉文學中，比幹精神雖非命題主幹，但同樣表現出了主考官和考生對其頌揚的态度。唐詩中共四首對比幹精神直接頌揚，詩中對比幹精神的永恒價值給予了肯定。
唐代史料中的比幹精神
先看史料中的展現。《舊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乙卯“贈殷比幹為太師，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為文以祭之”。
應該說這是一次極其隆重的政治活動。唐太宗不僅在這次活動中以诏書的形式對比幹進行追贈、封墓，使祭祀制度化，而且親自撰寫祭文。
據史載，唐前以帝王之尊為文吊比幹者僅有北魏孝文帝，《北史·高祖孝文帝本紀》稱，太和十八年（494年）“丁醜，幸邺。甲申，經比幹墓，親為吊文，樹碑刊之”。
雖親為吊文，但未言追贈，如此則可見唐太宗尤重其事。太宗追贈诏文見錄于《全唐文》，題曰《追贈殷太師比幹谥诏》。為便于分析，茲引全文如下：
昔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況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
殷故少師比幹，貞一表德，臣鄰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悴；寶衣将燎，惜其君之覆亡。見義不回，懷忠蹈節。
谠言才發，輕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七尺之軀。雖複周王封墓，莫救燎原之禍；孔聖稱仁，甯逭剖心之痛。固已冤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風趙北，問罪遼東，經途秀麥之墟，緬懷梓林之地。
駐跸而瞻荒隴，願以為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谏。豈可使盡忠之義，久阙于注冊；揚名之典，無聞于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夙心。
可追贈太師，谥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節祭告，四品為副，封崇其墓，修葺祠堂。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附近五戶，以從祭享及灑掃。
诏文大緻可以分為三層意思，首先是對比幹精神的體認與歌頌，其次是交代追贈、吊祭的因由，最後是追贈的内容與對吊祭規格的規定。
細味诏文可以發現，唐太宗追贈殷太師比幹用意深遠。一是繼承傳統。诏文開篇所指“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者，其意在昭示自己追贈、吊祭比幹源來有自，前朝已有為君者禮重賢聖的傳統。
“望諸”指望諸君樂毅，“夷吾”指管仲，二人俱受到後世君王禮重，以樂毅為例，樂毅以功福蔭子孫。《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十年（前197年）九月，“又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号華成君”。
前朝的成功範例往往會成為後世模範的楷則，太宗此舉無疑具有取鑒漢主、魏君禮賢的意義。其《祭比幹文》中所言“式遵故實，爰贈太師”也正印證了這一點。
二是旌揚忠義。唐太宗之是以追贈并吊祭比幹，非為其身為王胄，實賴其“正直”“忠勇”“懷忠蹈節”的氣節。殷末亂世，“道喪時昏，奸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比幹非明哲以保其身，而是“湣其邦之殄悴”“惜其君之覆亡”，以強烈的責任心選擇了“以死争”。
對于比幹而言，前有“微子去，箕子狂”之鑒，他必然明白自己“以死争”的最終結果，是以才有了《史記》“正義”中所引《括地志》之“主過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谏，不用則死，忠之至也”的慨歎。
無怪乎唐太宗在《祭比幹文》中發出“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斯節者，罕有其人”的浩歎。這種做法于其君為忠，于其民為義，是一種忘我的憂君甯民精神，這也正是被孔子稱為仁的原因所在。
三是教化時人。在這次追贈、吊祭活動中，唐太宗不僅意在肯定和宣揚比幹“正直”“忠勇”的精神且使之“聞于後代”，更重要的是現實教化意義和利于自己的長治久安。
應該說這更是發思古之幽情的最終意義。《禮記·祭統》雲：“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
強調了祭祀在“治人之道”中的重要性。又，白居易《議祭祀》雲：“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是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是以訓人崇德也。
‘’享于祖考，是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是以重祭祀者也。”可見，祭祀本身也是教化活動。唐太宗意在以比幹為楷模“訓人崇德”，為當時的官人确立學習的道德标準。
四是志成明主。比幹精神是任何一個時代官人隊伍建設中所需之主導精神。而貞觀之際正在推行文德政治，是以作為君主的李世民才有“豈可使盡忠之義，久阙于注冊；揚名之典，無聞于後代”的憂慮，唯其能“願以為臣”“思聞其谏”才能開創盛世，免步纣王後塵。
對比幹精神“忠”的認識
通過對比“明主”與“暗主”的結局，不難明白唐太宗“思短而長善”以成明主的政治期待，而要做到這個，則需重“招谏之道”。那麼，這就不難明白他對“比幹剖心于辛纣”的反思。總之，唐太宗對比幹的禮重可謂用心良苦。
關于對比幹精神“忠”的認識，魏征有自己的見解，事見《舊唐書·魏征傳》:征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帝曰：“忠、良有異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幹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号，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魏征觀點鮮明，在他看來比幹之“忠”是不值得提倡的。原因很簡單，于己“身受誅夷”，于主“君陷大惡”，最終“家國并喪，空有其名”，這與他向往的良臣是格格不入的。
魏征之是以大力貶忠褒良，應該與其自身經曆有緊密關系。據《舊唐書·魏征傳》載，魏征初為李密典書記，繼為窦建德起居舍人，複為隐太子建成洗馬，及玄武變後始随太宗。如此，則魏征與比幹終事纣王迥異，故就表象而言似與忠相去甚遠。
但是，若統觀魏征與唐太宗的交往又可發現，魏征所謂之忠、良名異而實同。魏征性抗直，“無所屈撓”，故常“廷辱”太宗。
魏征敢于廷争是因為他覺得太宗有過，如“長樂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後所生，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但在魏征看來，情、理不能等同，更不能因情廢理，應遵漢明帝封子例半于長公主。
長孫皇後評價此事稱：“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顔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
與皇後的“每言必先候顔色，不敢輕犯威嚴”相比，魏征的“抗言”無疑是“正直之道”“忠勇之操”，與比幹主過則谏無異。魏征似此情形乃至甚于此者，多見于史載，甚至曾使太宗有“會須殺此田舍翁”之怒。
應該說，魏征的言行與比幹的正直是一緻的，正是比幹所謂的忠。長孫皇後稱“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堪稱的論！其實，臣之賢忠與君之昏明緊密相關，賢臣出于盛時，忠臣多見亂世。
唐代詩文中對比幹精神的接受
唐代推行科舉取士，通過一定的文體考試考察應試者的基本素養，這樣便使文學成了考生入仕的手段。無論是主考官命題還是考生應對，均涉及過比幹精神。
如《文苑英華》卷四七三所收獨孤及《策秀才問三道》第一道中有“而微子去，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義”，這是對儒家價值觀标準的讨論，需要指出的是文獻中未詳此問試于何年。
獨孤及的設問依據為“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狥名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于儒墨，而用之不同”，問題中的比幹和微子、太公和伯夷分别從“死”“去”“投竿”“采薇”構成了截然不同的取向。
但儒家均以義視之，難道是“聖人立言，豈其無操持欤”還是四者有非義之人呢？其實這個問題中讨論的是若比幹預伯夷為義，則微子和太公如何評價？
又《文苑英華》卷四七四收錄白居易《試進士策問》五道，據題下雙行小注可知，此問系“元和二年為府試官作”，其中第二道有“桀不道，龍逢谏而死。
纣不道，比幹谏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屈記者乎”。這是要求應試者以龍逢、比幹“谏而死”的遭遇為例對“大直若屈”進行論證。
所遺憾者，兩道策問均未見應試對策存世，是以不敢貿然斷言其中對比幹精神的态度。一些試策中雖未以比幹設問，但考生依舊在應對中表達了對比幹精神的高度認同。
如建中元年（780年）與大和二年（828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科試，姜公輔、劉蕡對策中均有對比幹精神的禮贊。
姜公輔對策稱“比幹知死亡之義，且曰陷君”，以此強調自己“請從其直谏”的精神；劉蕡對策不僅曾使主考官“歎服嗟悒，以為漢之晁、董無以過之”，更使“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
結語
比幹擾時甯民的仁心和輕命直谏的忠勇在唐朝得到了認同。無論是唐太宗追贈、親吊比幹，還是魏征對比幹直谏精神的踐行，以及周憬自刎比幹廟的行為，無疑都是對比幹精神的體認。
另外，在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專詠比幹的詩歌，還是非以比幹為主題的應試文學，同樣對比幹精神進行了讴歌。
這些不同的接受形式，展現出了相同的價值取向，那就是比幹精神已經超越了一時一事的局限性，沉澱成了具有永恒意義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