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的一天，蘇軍總參謀長朱可夫大将突然接到斯大林親自打來的電話。
“日本外務大臣洋右通路德國回國途經這裡，你要親切地接待他”。斯大林把“親切”兩個字說得特别重。
幾天以後，朱可夫大将與日本外相進行了一次會見。會見以後，日本政府同意簽訂中立條約。
日本外相在簽署中立條約之前，為什麼一定要會見朱可夫呢？
這并不是由于朱可夫是蘇軍新任總參謀長，主要因為，他是在諾門罕戰役中給入侵日軍迎頭痛擊的蘇軍戰場最高指揮官。正是這次戰役，使日軍的“北進計劃”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1939年5月底，當時擔任白俄羅斯軍區副司令員的朱可夫将軍，在明斯克組織軍事演習。演習剛結束，朱可夫突然接到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國防部）的指令要他立即動身去莫斯科報到。朱可夫即刻乘火車前往莫斯科。
6月2日清晨，他走進了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的辦公室。伏羅希洛夫元帥已經在等候了，他向朱可夫将軍簡要介紹了情況以後說：“我們認為，這裡孕育着嚴重的軍事危機……你是否可以立即飛到那裡去，如果需要的話，把部隊的指揮權接過來？”
“我可以馬上起飛，元帥同志。”
6月5日，朱可夫突然出現在位于中蒙邊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這裡是蘇軍駐蒙古第57特别軍司令部的駐地。第二天，他被任命為第57軍的軍長，受命全權指揮蘇蒙聯軍對日作戰。
在此之前，從1939年5月11日起，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軍和僞滿軍隊多次侵犯蒙古邊境，引起著名的“諾門罕事件”。根據蘇蒙條約，蘇聯派兵駐守蒙古，“承擔保衛蒙古不受任何外來入侵的責任”。
為此，爆發了蘇日兩國在中蒙邊境不宣而戰的邊境奪戰，這就是鮮為人知的諾門罕戰役。
朱可夫将軍到達後，沒來得及休息，就在政委尼基舍夫的陪同下，趕往前線視察。傳回司令部，朱可夫将軍立即向國防人民委員發出了報告，簡要提出了蘇蒙軍隊的行動計劃：堅守哈勒哈河東岸的登陸場，同時準備從縱深實施反突擊。
考慮到戰場的複雜性和日軍不斷增強的兵力，朱可夫要求加強駐蒙蘇軍的兵力，特别是要大量增加坦克兵、炮兵和航空兵。蘇軍總參謀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整個6月份，蘇、日雙方都進一步集結兵力準備再戰。
6月22日，蘇軍的95架殲擊機與日軍的120架飛機，在蒙古上空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空戰，日軍遭到迎頭痛擊。經過接連幾天雙方數百架飛機的激戰，日軍損失慘重，蘇蒙空軍赢得了制空權。
7月3日拂曉前，蒙軍蘇聯總顧問阿福甯上校，到位于哈勒哈河西岸的巴英查崗山視察蒙軍第6騎兵師的防禦時，日軍第23步兵師團以及第1戰車師團主力（約68輛坦克和17輛裝甲車）利用夜暗偷渡哈勒哈河，企圖圍殲哈勒哈河東岸的蘇蒙聯軍。
朱可夫當機立斷，調集了第11坦克旅（約150輛坦克）、第7摩托化裝甲旅（約154輛裝甲車）、第36摩托化步兵師的1個團和蒙軍的1個裝甲營，向日軍實施反突擊。
7月3日清晨，朱可夫率指揮所到達巴英查崗山。上午7時，蘇軍第一批轟炸機飛抵戰區上空，開始對日軍和哈勒哈河渡口進行轟炸，将西岸日軍牽制在原地并阻止東岸日軍繼續渡河。
此時，日軍在巴英查崗山地域共集中了1萬多人，擁有近100門火炮和60門反坦克炮；而蘇軍僅有1000多人和50多門火炮，其中還包括哈勒哈河東岸的支援火炮。總兵力對比，日軍占絕對優勢。
但是，蘇軍投入的幾乎都是裝甲坦克部隊，人數雖少卻具有強大的突擊力。
上午10時45分，在強大的航空和炮兵火力支援下，蘇軍第11坦克旅的主力向日軍展開行進間進攻。
第11坦克旅旅長雅科夫列夫乘坐着指揮坦克，親自率領部隊沖擊。蘇軍150多輛T-26輕型坦克展開隊形，充分發揮速度快、火力猛的優勢，向日軍猛撲過去。
日軍立即集中為數不多的輕型坦克向蘇軍反擊。但由于其機動性能差、防護能力弱，還未來得及展開，就被蘇軍的坦克炮一輛一輛地“點了名”。
日軍的步兵數量雖多，但在對方裝甲坦克部隊的強大突擊下，遭到重大傷亡，很快就被擊潰。
經過兩天激戰，日軍的抵抗被最後粉碎，哈勒哈河西岸的日軍被完全肅清。
這一仗以後，日軍再也未敢冒險跨過哈勒哈河。
在這次戰鬥中，蘇軍裝甲坦克兵團發揮了重大作用。朱可夫在總結中說：“巴英查崗山的作戰經驗表明，一支善于同空軍和機動炮兵協同作戰的裝甲、機械化部隊，是實施快速作戰行動的決定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