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中原｜李庚香：弘揚黃帝文化 彰顯民族精神

□李庚香

在中國，根祖文化由來已久。中國自古有“二月二，龍擡頭；三月三，拜軒轅”的說法和習俗。傳說“龍擡頭”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時期。因為伏羲氏“重農桑，務耕田”。“拜軒轅”則緣于農曆三月初三，是軒轅黃帝誕辰的傳說。這些說法和習俗所折射的是根祖文化。

黃帝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祖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尋中華民族之根，羲皇、炎黃是繞不開的，也是無法回避的。如果說一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離不開盤古、有巢氏、燧人氏,那麼一萬年文化史的書寫，就離不開伏羲氏、女娲氏、神農氏；五千年文明史的書寫，就離不開以黃帝為首的五帝。黃帝文化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符号，它是中華民族的根祖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都是在黃帝文化的基礎上和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黃帝文化，核心人物是黃帝。依據《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記載和傳說考證，黃帝是少典部族之子。因少典部族以熊為圖騰崇拜，又稱有熊氏。黃帝以土德稱王，土色為黃，故稱作黃帝。我們對黃帝一般有兩個印象：一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統一黃河流域，形成了當時最大的部落聯盟，成為華夏民族的共主。二是《黃帝内經》。《黃帝内經》蘊含豐富的治國方面的内容，黃帝通過陰陽學說的基本原理，闡發“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的道理，是古代“上醫醫國”觀念的來源。

中國人常以“龍的傳人”“炎黃子孫”自稱。聞一多先生在其所著的《龍鳳考》中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于黃帝時代的圖騰和傳說。相傳黃帝在統一中原之前，以熊為圖騰。打敗蚩尤，統一中原後，為了使各民族和部落能緊密團結，圖騰兼取并融合其他民族的圖騰合并成中華民族共同崇拜的圖騰形象——龍。

黃帝文化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

姓“别婚姻”，氏“别貴賤”。姓氏現在往往被連在一起用，但姓氏最早是分開的。姓産生于前，氏出現在後。據考證，在伏羲以前，人類是沒有姓氏的，也沒有婚嫁制度，人們“隻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氏“定姓氏，制嫁娶”。同一個氏族的男女不能結婚，“姓”因而也起到了“别婚姻”的作用。商周以前，姓用以差別婚姻。氏用以差別貴賤，貴者有氏，而貧賤者有名無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這即是《通志·氏族略》所雲：“姓，是以别婚姻；氏，是以别貴賤。”在考古學上，仰韶文化時期是氏族社會變革，并逐漸趨向穩定的階段。黃帝文化是考古文化學上确定的仰韶文化的代表。關于黃帝的傳說，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轉化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進入部落聯盟階段。如鄭州大河村遺址是一個經過變革的氏族社會，這與黃帝時期，由母系氏族社會進入父系氏族社會，社會出現了分工，且人們劃分出了等級這一事實相印證。

“修德振兵”。修德為修養德行，振兵為整頓武力。這也是文武兼備，後世所謂文武之道的初萌。上古氏族之間有和平共處，同時也會有沖突和戰争。《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黃帝“乃修德振兵”，即一方面修治德政，順應四時五方的自然環境，種植五谷，撫慰千萬群眾，丈量四方土地使群眾安居；另一方面，積極練兵備戰，“習用幹戈”對“侵淩諸侯”的炎帝，“三戰，然後得其志”；對蚩尤則是“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但是，黃帝對炎帝族和蚩尤族的族民，不是趕盡殺絕，而是給予安撫，與他們聯合，建立起華夏部落聯盟。

昭示出中華文明道路演進的三大機制

合族機制。從五帝到三代，不同族群經過合族，保持了連續性。五帝是族群建構；三代，是王國建構。秦漢以後，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構。這是一個由多而一的過程，由分而合的過程，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共同體演進路徑，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距今5000年前後，中國大地分散着若幹部落聯盟。如黃河流域的炎帝、黃帝集團，長江流域的三苗集團，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集團。經過阪泉、涿鹿之戰，促使了炎黃兩大部族的融合，最終黃帝與各部落“釜山合符”，開創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先河。從黃帝與炎帝、蚩尤三大族群的“合族”，使中華民族經曆了一個“滾雪球式”的發展曆程。從羲皇到炎黃，到華夏，到漢族到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因為“共同體”和“大一統”而走向偉大。

損益機制。黃帝被認為是大陸上古多數重要制度、器物與藝術行為的主要發明、創造者。堯舜禹時期施行“禅讓制”，禹的兒子夏啟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襲制。《論語·為政第二》記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的核心意思是說，天道禮法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而有所變通，但其核心内容是不會改變的，無論是那個朝代當政，規律都是一樣。即便是百代以後的事情，我們照樣可以看得清楚。這便是損益機制。比如，漢承秦制，隻是把秦朝嚴刑苛法和使民無度，改變為無為而治、休養生息而已。這樣的揚棄，有變有不變，也就是有所“損益”，保留核心的、合理的制度，改革弊政，創造了西漢盛世。這就為中國制度奠立了價值根基和根本定向，是中華文明既久且大的内在原理。

一統機制。翻開中國曆史，我們發現有一種理念，曆經數千年的風風雨雨而長盛不衰，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首創“大一統”觀念并最早實踐。中國上古“大一統”觀念的萌芽自黃帝就已經被發明創造出來了。據《管子·地數》記載：“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其中，“陶天下為一家”正是中國“大一統”曆史觀念形成的先聲。黃帝又是中華“大一統”之最早實踐者。古籍尤其《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敗炎帝、誅蚩尤，“萬戰萬勝”的過程，和設官、推曆、治民等經世的努力與成就，無非是其“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的實踐。

建構炎黃學 傳承弘揚根祖文化

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共祖，黃帝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根祖文化，在中華文明傳承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凝聚作用。全球華人都自認為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其文化基因溯源便可上溯于伏羲、黃帝。

中原學是研究中原的學問。在研究對象上，中原學就是研究中原曆史文化之根、之脈、之魂、之神。其中，根性研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根祖，即羲皇、炎黃。二是根親，即河洛文化、姓氏文化、客家文化。三是根系，即地域文化。圍繞一萬年文化史構築伏羲學，圍繞五千年文明史打造炎黃學，傳承弘揚根祖文化，是中原學研究的重要内容。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構築伏羲學，特别是炎黃學，這既需要我們突出黃帝文化鮮明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又需要彰顯黃帝文化所蘊含的可供世界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獨特價值，更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姿态和國際化的視野，在世界中國學的視野下，在中原學學科架構内，從學理的層面對其進行理論上的闡釋和建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新時代，我們要推動黃帝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中原大地書寫黃帝文化新詩篇，書寫從黃帝出發的“中華民族複興曲”。

（作者系省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