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程毅中1958年底從北大中文系被配置設定到此時，面對整日“鑽故紙堆”的古籍編輯工作，最初情緒是有些消沉的。
那時中華書局還在北京東總布胡同10号一座古樸安靜的小四合院裡辦公，老先生們多來自江浙世家，說的都是吳越方言，彼此間稱呼“先生”。在這樣的氛圍下，他的心沉靜下來，從此冷闆凳一坐就坐了六十多年，親曆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幾度起落，見證了它與政治的糾葛，也見證了它在市場經濟大潮下所受的沖擊。
2024年3月22日，95歲的程毅中去世。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古籍工作的未來仍是他放不下的牽挂。
東總布胡同10号
1958年，中華書局編輯部設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學和哲學四個編輯組，分别由姚紹華、張靜廬、徐調孚、傅彬然負責。
讓剛配置設定來的程毅中稍感寬慰的是，他分在了古典文學組，可以師從徐調孚這位聞名遐迩的老編輯。而且，這裡勉強算是專業對口。他出身藏書之鄉蘇州，自幼接受舊學教育，家學深厚，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所學生期間先後師從浦江青和吳組缃，專業基礎紮實。
程毅中可以說趕上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個重要節點。
程毅中。本文圖/資料圖
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19人組成，他們是：葉聖陶、齊燕銘、何其芳、吳晗、杜國庠、陳垣、陳寅恪、羅常培、範文瀾、鄭振铎、金兆梓、金燦然、趙萬裡、徐森玉、張元濟、馮友蘭、黃松齡、潘梓年、翦伯贊。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任組長，中華書局被指定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兼任小組辦公室主任。
原古籍出版社的徐調孚、張靜廬、曾次亮、丁曉先、陳乃乾、陸高誼等，商務印書館的李侃、趙守俨、傅璇琮等是以轉入中華書局，加上中華書局的章錫琛、盧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吳翊如等人，中華書局組成了一支專業很強的編輯隊伍。
金燦然還向上司提出“人棄我取，乘時進用”的建議，陸續調進被錯劃為“右派”的宋雲彬、馬非百、傅振倫等二十多人。編輯部開展過一次“右派能不能當責任編輯”的讨論，為了安撫部分人的激烈情緒，金燦然玩文字遊戲，說右派确實不能當責編，可“他們既然審稿，就應該讓他們負責任”。
一些古籍書稿也就此轉到中華書局，如商務印書館将古籍書稿、毛樣和鉛皮版轉了過來。程毅中自學生時代起就一直關注的《古本戲曲叢刊》毛樣，就放在他的辦公室裡。
這一階段中華書局的工作有兩大支柱：有關方針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找齊燕銘，編輯業務方面的事則找曆史學家、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幫忙。吳晗和金燦然是密友，對整理出版古籍規劃很積極，自稱“好事之徒”。
金燦然提出要“開門辦社”，主張把中華書局辦成學術機關，要求編輯一定要成為内行，不要把自己單純當成書商。是以書局裡學術氣氛很濃，培養出了一批自己的專家學者。
程毅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起步的。當時稿源不多，編輯多半需要自己動手，深入鑽研，學習做古籍整理。他很快成長為書局的骨幹青年編輯。
他一直視徐調孚為恩師。徐調孚事必躬親，有人請教或遇到問題，他就立即去圖書館書庫，不用查卡片就能熟練找出所需書籍，指出解決辦法。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校樣我認真讀了兩遍沒有發現問題，到您那裡翻翻就翻出問題來了呢？”他說：“這個道理我講不出來，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檢查一下。過幾年，你們也能做到的。”
20年後程毅中也成了老編輯，才慢慢懂得，這就是多年沉澱形成的職業敏感。
編 《海瑞集》 和 《柳文指要》
1959年4月間，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倡共産黨人應該學習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這年夏，中華書局計劃出版《海瑞集》，金燦然指定程毅中擔任編輯。
程毅中最初并不清楚這些背景。他對海瑞的認知僅限于小說、戲曲裡的清官形象，對作為曆史人物的海瑞一無所知。他有些奇怪，海瑞不是文學家，為什麼交給他來編？他估計，這是有上級上司訓示的。
書局裡的編輯、版本目錄學專家陳乃乾已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他親自到上海找書，從上海圖書館借出所藏善本海瑞文集，請人做了初步校勘，輯錄散佚詩文等。這些資料，他都轉給了程毅中，還指點他如何鑒定版本。
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時，北京圖書館老專家、被文化部點名作為“訪書專員”的路工在陝西圖書館看到了明刻本《海剛峰集》（海瑞号剛峰），這是海瑞生前定稿的《備忘集》初刻本，保持着海瑞自編文集的體例。程毅中請示上司後決定改換工作底本，調整次序，重編全書，并用吳晗的《論海瑞》作為代序。
那時鉛字排版的工作量很大，經過屢次改版，《海瑞集》終于在1962年12月出版，成為迄今為止最完備的海瑞文集。金燦然訓示編校者可以個人署名，徐調孚替程毅中起了筆名“陳義鐘”。金燦然表揚程毅中，可以稱得起是研究海瑞的專家了。
在這個過程中，程毅中逐漸總結出一條經驗，就是上級傳遞的任務一定要盡量快地完成。1961年，周揚寫了一個條子，要求出徐渭、湯顯祖、鄭闆橋的集子，任務交到中華書局。程毅中接受了編《徐渭集》的任務，結果也是一再改版，拖到1965年才打出紙型。那時文化部已經挨批，這部書無法付印，出版時已是1983年了。
1962年1月，中華書局舉行50周年紀念會。齊燕銘宣布，中華書局“新的使命剛剛開始”。但好景不長，1964年古籍整理出版數量銳減，很多古籍隻能内部發行。
這年10月，齊燕銘在文化部上司改組中調離，任濟南市副市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工作停頓。金燦然腦瘤手術後勉強恢複工作。
“文革”時，除“二十四史”校點工作外，全國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停頓。
從1966年5月到1971年，中華書局除一部《周書》外，隻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章士钊酷愛柳宗元的文章，從1960年即着手撰寫《柳文指要》。近百萬字初稿送到中華書局後，大家知道章士钊曾在反右時作過檢讨，也知道他和毛澤東的特殊關系，都感到難辦。章士钊将書稿送呈毛澤東，毛澤東看後說很好，同意出版。
書稿再次送到中華書局是1966年，這次是程毅中負責審讀。待排校完成已到5月，風雨欲來，書稿的出版擱置下來。
1971年，經周恩來批示，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共印3000部。當時已取消稿酬，周恩來訓示此書作特殊處理，付給章士钊一萬元，但不用稿酬之名，用“贈與”或“生活補助”之名。第二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向尼克松介紹了這部書，還贈送同來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費裡曼一套。
1976年5月，出版口負責人下達訓示，毛澤東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已于1971年合署辦公，社上司動員加急點校，指派周振甫和程毅中負責。他們不等全書定稿，分卷發排，流水作業，打出一卷清樣就送一卷到中央，上送了近十卷。
9月8日22點，程毅中和校對科的幾位同僚還在新華印刷廠加班校讀清樣。9月9日淩晨0時10分，毛澤東逝世，那時印廠還在印刷。程毅中後來說：“這次我是急事急辦了，可惜還是沒趕上。”
程毅中在94歲時為羅繼祖的 《黃山雲海圖》 題寫的長篇題跋。
新古籍整理規劃的執筆者
1979年8月，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各自恢複了建制。中華書局設定了文學編輯室、曆史編輯室和哲學編輯室，程毅中擔任文學編輯室主任。
那時文學編輯室有12人，除了周振甫等老先生外，主力就是北大古典文學專業的“黃埔三期”（1959到1961級）畢業生，1961級畢業生許逸民也在其中。
程毅中把厚厚一大摞《先秦兩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出書時定名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書稿交給許逸民審讀。許逸民之前從未接觸過這樣的大稿，程毅中耐心告訴他，入手這類稿子後要參考必要書目，看文學總集，仔細核對，還提出了細緻明确的審讀要求。許逸民這才有了信心。
編輯看完稿需要撰寫詳細的審稿意見，交編輯室主任過目後寄給作者。一開始許逸民的審稿意見寫得很直接，程毅中提醒他，有問題可以讨論，但是要抱着學習的态度，尊重老先生的著作權，措辭要文雅，與人為善。
中華書局總編室前主任黃克曾說，一部三四十萬字的古籍整理稿件，程毅中翻閱半個小時左右就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審讀意見。中華書局檔案中儲存着他寫的這些審稿意見和給讀者回信的底稿，厚數尺，篇篇一絲不苟。
1981年，程毅中開始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編，主要負責古籍整理項目。文學編輯室的工作由許逸民接手，中華書局副總編傅璇琮分管。
這一年，陳雲先後兩次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批示。9月，中央發出《關于整理大陸古籍的訓示》。随後，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恢複，直屬于國務院，由李一氓擔任組長。
在李一氓主持下，1982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京西飯店召開。8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經國務院準許頒布，國家并撥專款用作古籍出版補貼。
柴劍虹1981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研究所學生畢業，經導師啟功推薦進入中華書局，參加了在京西飯店舉行的這次會議。他回憶，新的古籍整理規劃的主要執筆者是程毅中，但程毅中為人低調，在現有材料包括中華書局的大事記裡都沒有關于他執筆的記載。
對柴劍虹來說，程毅中既是敦煌學研究的前輩，也是他進入敦煌學研究的引路人。
1982年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召開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程毅中受邀出席。他30歲時撰寫了文章《敦煌變文的幾點探索》，1962年發表在《文學遺産》增刊上，其研究在敦煌變文研究中論述周全且有創意。
程毅中認為中華書局應該培養年輕編輯做敦煌學的接班人，因柴劍虹此前在新疆做過十年教師，就推薦他與會。程毅中告訴他，中華書局的規矩是，編輯參加學術讨論會必須寫論文，在會上要有發言權。
那次會上，全國各地的敦煌文學研究專家幾乎悉數出席。會後，柴劍虹擔任了王重民 《敦煌遺書論文集》等重要敦煌學書稿的責任編輯，是1983年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第一批會員，後來成為學會秘書長。
許逸民1992年擔任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他回憶，1985年到1995年是古籍整理出版最鼎盛的時期。那時全國有十幾家專業古籍類出版社，小組辦公室最主要的工作是協調這些出版社制定的出書計劃。
這些古籍出版社中，學者型編輯衆多，其中傅璇琮和程毅中是年輕編輯的偶像。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和程毅中的《唐代小說史》《宋元小說研究》等都被視為傳世之作。
20世紀80年代起，由中華書局承辦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幾乎每期都刊登各地學者、讀者撰寫的點校勘誤短文。程毅中寫過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誤劄記，他說這是編輯匠的職業病，也是中華書局的傳統。
為總結古籍整理經驗，傅璇琮和程毅中召集會議讨論後，由程毅中執筆寫出了《古籍校勘釋例》，許逸民執筆寫出了《古籍标點釋例》。文章發表後，逐漸形成了業内規範。
秋葉墜地，逝水東流
1986年，程毅中因病辭去副總編，繼續從事編輯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1995年，他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90年代，受市場經濟影響，古籍整理出版環境開始發生改變。古籍出版日漸冷清，市場擁擠，選題重複。80年代初那種一本古典名著發行幾十萬冊的日子一去不返。
中華書局過去以古籍整理為主，後來為完成利潤增長名額擴大了出書範圍。程毅中向國務院建言，給中華書局下達的利潤名額不科學，得到了重視和批示。
他對新時期古籍整理工作有很多設想。他建議編寫古籍新書總目，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新版古籍總目，希望能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時編出一套新“四庫全書”，即中國古籍基本叢書。他稱贊中央電視台《典籍裡的中國》的編創取得了成功，是古籍工作創造性的轉化。他說，讓古籍活起來是一項創新工作，值得花大力氣去研究。
許逸民2001年退休之前，粗略估計完成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所制定規劃的70％以上，《二十四史》《十三經注疏》等基本古籍已整理完成。他說，雖然國家一直有專款支援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但仍是杯水車薪。
2002年，國家正式立項建設重點文化工程項目“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大規模、成系統地複制出版中國善本古籍。一批專家組成編纂出版委員會，傅璇琮、程毅中、許逸民都位列其中。這項工程最終出版古籍善本1300餘種，還出版了《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和《中華再造善本續編總目提要》。
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程毅中2012年向國務院呈遞了《古籍數字化需要加強統籌工作》的建議。國務院批示後，古籍數字化投入規劃。中華書局率先建立了資料庫，上線投入使用。業界認為，是程毅中推動了這項工作。
他推動的另一項工作是《古本戲曲叢刊》的續編。讀大學時，他暑假不回家，每天去校圖書館看文學古籍，《古本戲曲叢刊》就是他常看的。《古本戲曲叢刊》一到四輯由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铎主編，因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出版停頓下來。80年代，在李一氓主持下，《叢刊》第五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此後再無人提及。
2012年，程毅中向全國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遞交了《關于完成〈古本戲曲叢刊〉的建議》，《叢刊》第六、七、八集的出版很快列入規劃。2021年7 月，《叢刊》第十輯面世，延續67年的戲曲古籍編纂工作終于告竣。
退休後，程毅中花在古代小說研究上的時間最多。除《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六大名著”外，他最希望推薦青年人讀的是李綠園的《歧路燈》。他認為，這本書的寫作方法可與《紅樓夢》媲美，語言藝術相當高明，在清代小說中可以排到第三位。
年過九旬，他還在發表學術文章，出版了學術著作《宣和遺事校注》修訂本。中華書局主辦的《文史知識》月刊，2023年第四期的最後一篇是他的文章《〈越絕書〉與子貢傳》。
他一直對中華書局的發展關切于心。每當聽聞對中華書局出版圖書的批評之聲，他都會寝食難安。2021年12月，有讀者對《梁佩蘭集校注》校注品質提出尖銳批評，引發熱議。程毅中在給一位媒體朋友的郵件中說：“最近中華書局遭到了猛批，我為之痛心不已。對我來說，以前在職時沒有盡力按金燦然、徐調孚先生那樣強調品質第一和重視人才，也留下了一點遺憾。”
舊時師友基本都已過世，他與年輕人交流有限，對網絡用語也感到陌生，會問記者“小鮮肉”是什麼意思。
2024年初，他做了腸梗阻手術。2月1日早上，中華書局黨委書記肖啟明陪同老黨委書記李岩和徐俊等一起去電力醫院看望他。到病房時，程毅中正處于谵妄狀态。徐俊還是第一次聽說“谵妄”這個醫學術語，了解到這是一種急性的腦進階功能障礙，即完全處于自己臆想的狀态。
徐俊注意到，程毅中半躺着，病号服從前面反穿，伸出兩隻胳膊，高舉雙手作打字狀，時而右手捏着左手大拇指作按滑鼠狀，眼睛直盯着天花闆，若有所思。天花闆上有燈箱，貌似電腦顯示屏。程毅中的兒子程有度解釋，父親還想着沒有做完的事，說要下載下傳文章和什麼目錄。護工補充說，程先生常說要寫字。
徐俊看他這樣高舉着手太累，請護工拿一個小飯桌來，上面擱一個靠墊，但是他還是不把胳膊放下，一直保持着打字的姿勢。
半個小時後，護工趴在他耳邊大聲說，機關上司看您來了，認不認得他們？他仿佛一下子醒過神來了。護工問：“他們是國家圖書館的吧？”他肯定地說：“不是，中華書局的。”護工指着李岩問他是誰，他清楚地說出“李岩”；又指着徐俊問，他再次清楚地說出“徐俊”。他還表示，大家都忙，請大家回去吧。
這是徐俊最後一次見到程毅中。他不由得想起2016年來電力醫院看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時的感覺：秋葉墜地，逝水東流。
這次見面不到兩個月，程毅中也走了。大量書籍資料還存于他六裡橋的家中，惜無識者可以送出。
（本文參考了徐俊《翠微卻顧集》《程毅中先生晚年瑣記》）
發于2024.4.15總第113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标題：程毅中：與古籍相伴60年
記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