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足成了所有脫口秀的包袱；女足在世界杯小組賽淘汰，連同奧運資格也沒拿到；男籃敗北2023世界杯，失去奧運資格；男排已完全無望，而女排還要靠世界排球聯賽的排名争取獲得奧運入場券……而在另一面，村超、村BA、村排幾乎拔地而起，風靡短視訊平台，成為中國體育的新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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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蘇毅
編 / 駱達
作為觀察者，筆者參與了一些行業内外對以上現象和話題的各種讨論，深感一些表面現象被誇大，一些實質問題被扭曲，問題的關鍵點沒有被抓住——到底誰能啟動中國體育産業的發展引擎？是以，我們在此文中做探讨，希望從現代體育的發展規律裡，去找到一些路徑的可能性，找到中國體育未來發展的關鍵點。
現代體育與職業體育
現代體育與傳統體育的最大差異點，即它既是社會行為，也是商業行為。現代體育萌芽在工業革命年代，成長在媒體革命時代，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影響了全球人民的日常生活，從梅西、C羅到庫裡、杜蘭特，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了體育本身的範疇。咱們把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作為第一目标的同時，是不可避免全球化和商業化的浪潮和沖擊，體育也是如此。
在當今逆全球化思潮泛濫的時代背景下，隻有體育還堅守着全球化的旗幟，而且逆向全球化似乎也不太可能，很多體育項目都被擺在全球人民的目光下茁壯成長。
當下有一些思潮，想一股腦解決所有問題，比如「舉國體制才能搞好三大球，是以退回體工隊和體校階段，成績要比現在好」，比如「村超是中國民族的世界杯，未來世界杯就是網民變身體育愛好者的世界杯」等等，究其根本，還是一句話：沒有把體育真的當作一個行業或者說産業。
從全球對體育的定義上，體育運動按照參與人數的數量以及難度，分為群衆體育（Major Participation Sports），業餘體育（Amateur Sports）、職業體育（Professional Sports）三個層級，而我們通常習慣把Professional即職業體育稱為「競技體育」。
然而，統稱雖然省事，但卻會忽視一些細節，在專業人士眼中，Professional其實有專業體育和職業體育的兩個細分，而這兩個細分有着本質上的差別，區分的根本是培養運動員的資源來自于哪裡，如果是來自于政府，就是專業體育，來自于市場，就是職業體育。
職業體育是現代體育的皇冠，放眼全球，足球、籃球、網球、高爾夫，加上搏擊和賽車，算得上真正的全球化的職業體育，而棒球、橄榄球和冰球還僅限于北美範圍内，如果再加上一個不被傳統體育行業認可，但實際運作規律已經是職業體育的電競，全球就這十個職業體育項目，而在這十個體育項目中有很多核心的賽事體系已經建立起來，這些賽事體系被稱之為真正的IP。
以上分類推導邏輯必須重視，因為這點往往被忽視或者混淆，造成更多的困擾和誤解。是以，本文探讨的是中國體育中較為少被提起，而在全球體育中最為常見的「職業體育」。
之是以探讨這個方向，首先，職業體育具備很強的商業IP價值，能夠以最市場化的原則保證市場參與者的持續經營，而不會被某些非市場因素幹擾和阻斷；其次，職業體育對于整個大體育行業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如喬丹與梅西，都誕生于職業體育的工業化過程中，又憑借其全世界範圍影響力，以及和垂直項目體育愛好者的追随，反向帶動了整個項目與行業。
如何定義職業體育？
關于職業體育，一個最簡單定義是「參與的相關主體均以體育表現來擷取商業收入的體育項目」，是以，參與職業體育的主體都是逐利的，這很正常且合理。包括聯盟、俱樂部和運動員這些參與主體，以及為職業體育服務的轉播商、贊助商、場館營運商、裝備裝置供應商、營銷中介公司等這些服務主體。
這裡還有一個特别通俗的定義，就是參與觀賞人數比例，也就是說參與該項運動的人數和不參與隻觀賞的人數的比例。這個比例沒有确定的數值，基本上認定超過1:2就是屬于可以被職業化的運動。以足球為例，全球參與人數大概在3億，但觀看人數至少在30億，是一個1:10的比例，籃球參與人數略高于足球，但觀看人數大概在15億，是一個1:5的比例。
一般來說，被定義為職業體育的項目都是些觀賞性極強的項目，依靠吸引大量的球迷觀看比賽以及購買比賽相關的産品和服務來擷取商業收益，而隻有這樣具備一定的盈利性才可能吸引投資機構來進行投資。
職業體育有三個大的主體，分别是聯盟（League）、俱樂部（Club）和選手（Player），其中個人項目比如網球和高爾夫中球員工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俱樂部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聯盟和選手之間的關系。在集體項目中，美式項目的聯盟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品牌力，而在歐洲，俱樂部相對獨立且更為出名。同時在職業體育中選手是非常具備吸金能力的，是核心資産，但這些核心資産是有期限的，而聯盟和俱樂部很多都是具有長期價值的，這些全部被稱之為體育頂級IP，有着很高的商業價值。
既然職業體育是以商業為目的的，那麼商業收入其實是判斷是否是職業體育的根本，也就是以商業贊助（Sponsorship）、轉播收入（Broadcast）加上觀賽收入（Matchday）是主要的三項收入。
是以，主體不明确，同時無法創造三項收入的體育運動項目就不算是職業體育。那麼在這個架構下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中國職業體育面臨的問題。
職業體育的競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要說職業體育，先從第一運動足球說起，或者幹脆從大衆最熟悉其實也很陌生的中國足球說起吧。
都說中國足球變差了，亂象叢生，不如幾十年前，但其實從整體更大的視角來看，與其說咱們退步，事情的真相大機率是職業化的國際足球進步，導緻咱們從國際競争力角度落後了，是以形成了越來越差的錯覺。而且因為疫情原因，中國球隊參與全球高水準比賽的機會銳減，導緻這種差距在短期内更為明顯。
目前，中國男足在歐洲五大頂級聯賽效力人數為零，而近鄰日本和南韓在歐洲聯賽中效力的人數在200人和100人以上，而且在歐冠歐聯級别俱樂部效力的人數也非常多。本次亞洲杯決賽大名單中，南韓海外球員數量是14人，日本是22人。
再看我們曾經引以為豪的女足。随着歐洲女子足球的職業化，中國目前效力頂級歐洲職業女足俱樂部的球員屈指可數，而日本和南韓多名球員已經在歐洲頂級聯賽站穩了腳跟，中國女足和日韓之間的差距其實在拉大，和歐洲的頂級球星們更是無法相提并論。
再來看籃球，無論是在NBA還是歐洲聯賽，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姚明、王治郅、易建聯這樣的海外球員，曾經國内最好的中鋒周琦也迷失在國内俱樂部的轉會中。
中國職業體育缺乏的正是走出去的能力、勇氣以及堅持不懈，而不充分的國内職業體育市場反而助長了這個趨勢，比如畸形的國内球員薪資，比如對國内球員上場名額的保護等等。
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高爾夫、網球這兩個基本以個人為主的職業體育項目，會發現風景完全不一樣。
他們的模式大概是：球員在平時由家庭或者市場來提供訓練比賽的費用和機會，自己擁有商業價值的開發權益，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可以代表國家的最高水準替國出征，這種模型在訓練培養、管理和競賽等方面，中國球員和國外職業體育基本接軌，往往有着市場化的團隊進行全方位的服務。
尤其在疫情期間，訓練和比賽基本都在國外進行，是以中國選手的水準一直保持在較為良好的狀态，無論在高爾夫美巡、歐巡、亞巡或者各大網球公開賽的賽場上屢獲佳績，殷若甯還在9月份短暫地榮登全球女子高爾夫一姐的位置。未來這兩個項目的後續人才也層出不窮，形成了良好的職業體育梯級發展道路。
雖然在近十年裡，咱們組織了很多世界級别的大賽，但這種綜合性的大賽其實和真正的職業體育發展并不能等同。從職業體育的實際狀況看，中國是在落後于世界的發展的，而由于逆全球化加上三年疫情導緻的交流不便，中國職業體育出現了更大幅度的退步，在這個時候如何能對内改革以及對外開放，讓中國體育充分地回到全球的競争格局中去，是每個體育行業管理者需要去關注的。
中國職業體育遇到了什麼問題？
中國體育的發展，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縮影，随着改革開放，1984年中國開始參加奧運會，逐漸融入世界，中國經濟也開始飛速發展。四十多年後中國的經濟已經俨然成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極大影響着全球經濟的冷暖。
不同于我們在奧運會取得的成績，在職業體育上，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那麼如何看待中國職業體育的未來發展，從中找到适合中國特色的體育發展之路呢？
先看看咱們的政策：從頂層設計來看，我們是多年來圍繞「奧運戰略」在開展工作，奧運項目投入多，非奧項目投入少，這個方針一直延續到全運會、省運會、市運會體系，自上而下地讓體育系統的資源被計劃配置設定了，而社會資源的投入又沒有機會融入進整個體系，隻能自下而上地慢慢滲入體系内。
每次談起中國體育的改革，總是會被很多全社會共同面臨的複雜和系統問題牽絆，這裡有教育制度改革（體教融合），社會公益事業體制改革（社團法人監管），新聞輿論監督的改革（體育明星飯圈化）等等問題，抽絲剝繭後我們還是要抓住問題的關鍵點，到底什麼東西能真正啟動中國職業體育發展的引擎？
我們先回顧一個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曆程中的重要理論：在中國在經濟起飛的初期，當時有一位從來沒來過中國的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他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提到了一個重要的「科斯定理」，後來被中國經濟學界奉為圭臬，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程序。
「科斯定理」一般的解釋就是「隻要财産權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麼，無論在開始時将财産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作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
「科斯定理」裡有兩個關鍵詞——「産權明确」和「交易成本」。回顧中國國内經濟改革的過程，每一個曆史的轉折點都伴随着更明晰的産權制度改革和降低社交易成本兩個原則。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咱們一起聊到了職業體育的定義，在「商業利益」的大邏輯上，去研究「産權明确」和「交易成本」這兩個概念如何能幫助中國職業體育找到自己真正市場化的鑰匙，按照市場經濟理論去看待中國職業體育的發展，是本文的核心脈絡。
在中國并無永久産權一說，是以無論是土地房産的50-70年産權，還是某些公共設施的特許經營權，都是有年限的，市場也接受這點。但對于短期經營權或者無産權歸屬的項目，因為沒有長期契約作為保證，其市場價值是無法估量的，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來做資源配置，都做不到最優。這點在職業體育在中國的分化就能看出來。
中國足球從「紅山口會議」開始建立實體化和職業化的激烈讨論，到中超「金元足球」給中國足球留下了一地雞毛，花的錢不能說少，但為什麼越開越敗呢？三大球的頂級聯賽雖然成立了中超公司、CBA公司，但這個管辦分離并不是真正的産權或者特許經營權的獨立，最長的CBA授權期是十年，到今年就剩下三年了，未來是什麼樣子還未可知。而且從股東結構，到組織營運都還沒有擺脫原有計劃配置設定的影子。
大家都能看到，中超聯賽和CBA聯賽中出現了很多亂象和怪事，其實究其根本，是沒有基于産權制度，建立起一個合理的市場化的管理機構，實作「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而在個人單項為主的高爾夫、網球，運動員産權屬于個人，賽事在商業方面是完全獨立運作，是以中國運動員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績，在商業方面也有很大的運作空間。
聊完産權，我們再來聊聊「交易成本」這一項。
職業體育的高度商業化會産生大量的專業分工，分工最終催生了聯盟這一特殊組織，聯盟将獨立的體育俱樂部與外部合作方以及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這是職業體育非常不同于其他企業組織的一點。
職業體育的聯盟就應該起到幫助俱樂部提高收入的作用，同時在聯盟層面有着嚴格的财政公平制度，控制參與者無節制地投入，保證整體的健康發展。目前的實際狀況是金元足球階段每個俱樂部各自為政，聯盟能控制的隻有在競賽制度上的獎罰，而不是一個企業方式的運作模式。在後金元時代，更加的入不敷出，聯盟的号召力完全靠行政指令支撐，更加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形成了惡性循環。
再來看一點，因為有産權制度的支援，職業體育發達的聯盟都是支援俱樂部轉讓，對于球員轉會也是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對于球員的權益有着完善的保障機制，這是職業體育運轉的一個核心機制，而反觀中國職業體育，中超俱樂部轉讓不可以離開所在城市，CBA球員轉會的沖突頻出，中超中甲球員欠薪嚴重，這個基礎上市場的效率完全喪失了，交易成本極高，自然沒有資金願意投入到這個行業中。
總結一下筆者的觀點：
如果職業體育的IP或者長期營運權授權給一家獨立的市場化營運的聯盟公司，整個聯盟是以市場化方式來經營管理，在資本市場上應該會是投資領域不可多得的稀缺資産，而基于這個産權改革的俱樂部，運動員和服務機構都是具備活力和商業價值的。
未來
中國體育遇到的問題是系統性問題，要走的也一定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我們不是要撇棄「奧運戰略」，而是将其更加細化：
1、針對職業體育的奧運項目，很多就是「一些人民群衆十分關注的項目上，同國際先進水準相比，我們還有不小差距」。這些項目應該按照職業體育的商業邏輯，盡可能推動産權改革和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準則，将完整的職業體育體系搭建起來；
2、對于非職業體育的奧運項目，或者非奧項目中參與人數較少的，比如跳水、舉重或者冷門的比如冬季兩項等，還是保持專業體育的投入和舉國體制的優勢；
3、對于非奧項目中有着廣泛群衆基礎的或者比較新興的項目，将管理權利盡可能地下放到市場，讓市場去激發活力，同時讓社會機構能參與其中，讓市場化和社會公益化同時發揮作用，而管理機構少幹預多鼓勵，少監督多幫助，着眼于建立更為寬泛的行業标準即可。
為什麼會有這樣多類别的劃分？因為體育行業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體育場館、全民健身，體育基礎教育訓練和業餘體育賽事等都具備很強的社會性和公益性，如果要完全的市場化會帶來極大的成本投入和較低的回報，中小型社群化的體育場館就有點像圖書館和博物館，是不能純商業化運作的，是以這部分本就是政府和全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
本文描述的職業體育的産權改革指的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産權（特許經營權）的明确隻是起始的步驟，但這也是最為重要的步驟，在做好産權改革之後市場化的運作也是需要一步步摸索出一條可行的、符合中國特色的道路。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以推動職業體育項目的産權改革為基礎的中國體育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讓中國從體育大國邁進體育強國；才能讓體育産業成為朝陽産業、綠色産業，并逐漸發展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産業；才能更好地展示國家形象，增進國際社會對大陸認同感、親和力，不斷增強國家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