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症兒童如何上學，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将有新探索

2023年5月19日，河南洛陽，特教老師為孤獨症孩子上社交訓練課程.(人民視覺/圖)

2024年4月1日，武漢某國小46名學生家長聯名向學校請願，要求患有多動症、幾乎欺負過班上每名同學的7歲男孩轉學。此事經媒體報道後引發輿論關注與讨論。

就在此事發生的幾天之前，教育部辦公廳釋出《關于推薦國家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的通知》，要求申報實驗區的地區，對落實特殊教育普惠發展“有強烈的推進意願”，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經驗。

其中一項實驗任務就包括“擴大特殊教育服務對象”，要求聯合高校、科研機構對孤獨症兒童、多重殘疾兒童、學習障礙兒童等特殊需要兒童開展教育教學研究及試點工作，建立健全評估認定、課程教學、個别化訓練和家校社協同共育等培養機制。

這不是第一次設立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早在10年前，教育部就在全國遴選部分地區，開展特殊教育改革實驗。最終，天津市北辰區等37個市（州）、縣（區）入選。

在華東師範大學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長鄧猛看來，每個孩子的受教育權利都是平等的。這些年中國特殊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品質也不斷提高，但發展仍然相對滞後。“殘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是最弱勢的群體之一，他們的生活狀态直接展現社會的文明程度。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相信會更重視特殊教育。”

從分項實驗到整體推進

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可追溯到2014年。

當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7部門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該計劃提出盡可能在普通學校安排殘疾學生随班就讀；為确實不能到校就讀的重度殘疾兒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門或遠端教育等服務；探索教育與康複相結合的特殊教育模式等舉措。

不久後，教育部決定遴選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針對上述計劃确定的特殊教育改革中的重點、難點問題，開展随班就讀、送教上門、醫教結合等實驗。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彼時設立實驗區，各地區可以根據實際，選擇一項或多項實驗内容。

2017年7月，教育部等7部門又印發《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7-2020年）》，提出以普通學校随班就讀為主體、以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幹、以送教上門和遠端教育為補充，全面推進融合教育的總體要求。

4年後，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制定《“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指出特殊教育“還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仍是教育領域的薄弱環節”，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高品質特殊教育體系的目标。

眼下，距離實作前述目标隻剩不到1年。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院院長、孤獨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拉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指出，在此時決定設立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有落實《“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的背景。

他發現，與10年前設立實驗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各地不再單獨選擇實驗項目，而是通過拓展特殊教育學段服務、擴大特殊教育服務對象、強化特殊教育品質建設、加強數字教育資源建設四個實驗任務，“提煉推廣各地區特殊教育改革發展的模式，從整體上推進特殊教育改革，全面呈現改革發展的動向”。

2023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345所，比上年增加31所。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91.2萬人，其中，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在校生34.12萬人，占比37.42%；在其他學校就讀在校生57.08萬人，占比62.58%。

李拉說，雖然特殊教育學校的數量在增長，但其在校生比重顯著下降，“中國特殊教育發生的一個很大變化是，以融合教育為主導，推進特殊教育的整體改革。”

鄧猛向南方周末記者進一步解釋，特殊教育學校與社會相對隔離，但在普通學校特殊兒童和其他孩子一起學習生活，提供了社會化的融合環境，對特殊兒童的成長發展更有益處。

除此以外，特殊教育專業的招生情況也有改觀。

李拉介紹說，早年間學生對是否成為特教教師還在猶豫，但現在已經出現了“特三代”，“一家三代都做特教老師，都是從我們學校畢業的”。随着職業認同度的提高和用人市場的緊俏，招生也日益火爆。

一個細節是，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允許符合條件的學生轉入其它專業。2024年特殊教育專業預留了20個轉入名額，但全校有近100人報名，“是所有專業中比例最高的，而且連續幾年都是如此”。

“送教變成了送溫暖”

在取得進展的同時，問題依然存在。

以送教上門為例。2017年頒發的《殘障人士教育條例》明确，适齡殘疾兒童、少年需要專人護理，不能到學校就讀的，由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統籌安排，通過提供送教上門或者遠端教育等方式實施義務教育，并納入學籍管理。

在鄧猛看來，學校是學生最應該去的地方，需要送教上門的學生是極少數。根據他的經驗，很多孩子本來能上學，一旦送教上門的學生比例超過5%，“說明學校和地方政府在推卸責任”。

但教育部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送教上門學生17萬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21.50%。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民進中央送出了一份《關于規範殘障兒童送教上門工作的提案》。

調研發現，對于哪些殘障兒童适合送教上門缺乏專業機構參與的評估機制，導緻适齡殘障兒童送教上門門檻界定不清，送教比例偏高，有的地方占比約40%。

同時，有的地方送教上門頻次為一月一次，有的由非專業教師送教，停留在淺層次教育；有的地方為實作控辍保學目标，對個别完全無學習能力的重度殘障兒童送教上門，流于形式。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科研處副處長張偉鋒，從事特殊教育工作近20年。他指出，在融合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送教上門這三種教育形式中，“送教上門應僅僅是補充形式。如果它成為教育安置的主要形式，就嚴重違背了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

此次設立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教育部特别提出“完善送教上門品質管理規範與機制”的實驗任務。

李拉說，很多地方沒有針對送教上門的規範，“送教變成了送溫暖”，在送教的頻率和專業性上都沒有保證。哪些孩子需要送教上門？誰來送教？如何保證送教的品質？成長的目标和預期是什麼，怎麼評價？這些問題都需要用制度去解決。

每個師範生都應了解特殊教育

重點探索孤獨症兒童特殊教育學校（部）建設，建立孤獨症兒童助教陪讀制度是此次實驗區的改革任務之一。2023年，教育部還新增孤獨症兒童教育大學專業，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是目前全國唯一一個開設該專業的院校。

為什麼特别重視孤獨症兒童？

李拉認為，這與孤獨症的發生率和診斷率越來越高有關，孤獨症兒童教育仍是全球性難題，傳統的特殊教育、普通學校老師面對孤獨症兒童的社交障礙和刻闆行為可能會手足無措。

他舉例說，孤獨症兒童存在自控力差、攻擊性和無法抑制的擾亂課堂行為，需要有專業經驗的參與助教陪讀。但在現實中，“很多是自發性的，由家長或者家長聘請康複機構的人員陪讀”。

鄧猛在調研中也注意到，不少孤獨症兒童由爺爺奶奶或外婆外公陪同就讀。在他看來，把孩子送到學校後，學校無力或不願解決孤獨症兒童的教育問題，讓家長跑到學校陪讀以此減輕老師負擔，“這個邏輯是錯誤的”。但他也表示，學校存在人力和資源缺乏的客觀原因。

李拉說，在成立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後，有從制度建構的角度進一步規範的可能，将陪讀助教成為學校或政府行為，提升助教陪讀人員的專業能力，讓助教陪讀逐漸走向規範化。

針對重點探索孤獨症兒童特殊教育學校（部）建設，業内有不同看法。

有特殊教育學者表示，孤獨症兒童存在社交溝通障礙，出于社會性發展的角度考慮，應該盡可能進入普通學校，放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中。

但目前融合教育的發展還沒有達到較理想水準，“把孤獨症兒童送入普通學校，家長内心很糾結，普校老師和校長很痛苦，搞特殊教育的人看了也很揪心”。

在這位受訪者看來，面對孤獨症給特殊教育發展帶來的挑戰，“采取建設孤獨症兒童特殊教育學校的方式，也是可以了解的”。

由此反映出的問題是，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背景、能響應融合教育學生需求的專業老師嚴重不足。

“認為特殊教育主要是特殊教育學校的事，是一種錯覺。”鄧猛說，特殊教育的對象不光是智力障礙、聽力和視力殘疾、肢體殘疾的孩子，普通學校中學習困難、注意力缺陷、多動症、情緒行為問題的兒童數量，遠遠超過特殊學校的殘疾學生數量，“但一直沒認識到他們也是特殊教育的對象”。

李拉也認同這一觀點。普通學校裡的各類特殊兒童越來越多，所有老師在職業生涯中，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特殊教育需要。“融合教育的基本素養，應該成為教師素養的組成部分，非特殊教育專業的師範生也應該了解特殊教育”。

為應對這一問題，華東師範大學在2022年成立了融合教育研究院。鄧猛承擔了教育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委員會共同委托的“教師融合教育專業能力提升”課題。

建立高品質特殊教育體系，成立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隻邁出了第一步。

李拉認為，這些年，大家對特殊教育對象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特殊兒童也有發展的可能性，特殊教育的使命是給他們提供成長的空間，把學生培養為有用之才。對特殊教育來說，“不能隻看到缺陷，而要關注學生的潛能和長處”。

他坦言，高品質的特殊教育體系也同樣包括支援服務的高品質，“很多問題隻靠教育解決不了，需要政府統籌衛生、财政、民政等多個部門，合作解決特殊教育存在的問題”。

除了政府主導的這一力量，用張偉鋒的話說，社會各層面也需要達成共識，調動社會資本、慈善公益等多種力量參與特殊教育事業。

張偉鋒說，有人認為上海等大城市的特殊教育走在全國前列，是因為當地經濟水準高、資源多，其他地方學不了。但在他看來，隻要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一定水準，當地有一支專業隊伍靜下心來研究，花上幾年時間也會走出有當地特色的高水準特殊教育之路。

南方周末記者 杜寒三

責編 錢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