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四記》 鄭嘉勵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南宋李嵩《西湖圖》上海博物館藏 圖檔選自《考古四記》
20世紀初江南運河上的翻壩情景。圖檔選自《考古四記》
【著書者說】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自1995年供職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首尾30年，不曾跳槽，更不曾改行。
文物考古工作具有“屬地管理”的性質，是以我的田野考古實踐基本上隻局限于浙江省境内。
以文字出現為界，人類社會大略可分為史前時期和曆史時期。與此相應，考古亦可分為史前時期考古和曆史時期考古兩大部分。前者探索文字誕生以前的人類社會，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占據了人類曆史的99%以上；曆史時期考古，可粗分為夏商周、漢唐、宋元明考古等，年代越早，史料越少，三皇五帝時代無書可讀，夏商周的曆史主要也靠考古工作來建設。過去考古界的行話“古不考三代以下”，意思是說年代越晚近，史料越豐富，考古工作于曆史重建的重要性，恰與史料的豐富程度成反比。很不幸，我從事的宋元明考古，該時段與中古、三代最大的不同，正是文獻記載的高度發達。在他人看來，宋元考古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遠不及先秦考古。在我看來，從事宋元考古，隻顧挖土，而不讀書、不讀曆史文獻，是行不通的。
按工作性質的差異，田野考古又可分為兩類。其一是主動性考古發掘，即為解決特定學術目标而主動開展的工作，比如1999年我參加的寺龍口越窯遺址發掘，初衷就為了建立唐宋越窯青瓷的分期和編年，又如良渚古城的考古發掘都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具有穩定根據地的考古工作；其二是配合基本建設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高速公路通往哪裡，鐵路建至何方，開發區的大工程，均有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遺址、古墓葬，于是到處救火，趕在公路通車、項目竣工以前将文物搶救出來。我的考古經曆，十之八九，屬于大範圍流動的、短期的搶救性考古發掘。
配合基建的搶救性發掘，工期緊迫，流動性大。從消極方面說，主動權并不操之在我，難以有較為重大、系統的考古發現；往積極方面說，這些年我去過許多地方，遊曆頗廣，心得亦多。2000年以前，浙江省基本建設的規模尚小，每年至多參加一兩個考古項目，每個考古隊甚至可以配備三五個正式的業務幹部。進入本世紀以後，随着社會和經濟快速發展，我每年都有好幾個項目，最忙碌的時候，一年甚至負責過七個考古項目。項目多，人手少，考古隊通常由我獨挑大梁，帶領一兩個技工，也就是長期從事考古發掘實際工作的農民或臨時工，四處出擊，八方救火——在麗水、溫州、金華、衢州、湖州、嘉興的鄉下野外，少則待數月，多則半年以上，租住老鄉民房，像極了道地的莊稼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農民工同進共出，生活在日新月異的現代和遙遠渺茫的古代之間的縫隙中，戰鬥于經濟建設和文物保護的最前線，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叩問工作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第一線的考古領隊，面對的事務，考慮的問題，絕非書齋裡的讀書人所能想象。從考古項目的申報、青苗損失的補償、民工工資的談判、與老鄉的相處、與工程建設方的工期協商、從業人員的後勤保障、考古發掘記錄的業務本身到後期的文物保護，每個環節，事必躬親，至少都要妥善處理。
當然，考古人的底子，其實是讀書人，高尚其名，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知識分子。我有個習慣，每到一個新地方，就集中閱讀當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若以每年去兩三個地方計算，20年下來，即使讀書再囫囵吞棗，積累也是可觀的，何況我們的工作方式是紮根基層、深耕田野——是以，我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當下與土地貼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學者群體。然而，放眼海内，當今的各類人文學者中，反而就數考古學者的文章最枯燥乏味，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
傳統的考古工作者，大概隻寫四種文章：一是考古發掘日記，是考古發掘中對遺迹、遺物第一時間的觀察和記錄；二是考古報告，客觀報道古遺址、墓葬的發現，甚至不需要有個人觀點；三是學術論文，對古遺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體問題，有理有據地發表個人觀點；如果還有餘力，把考古發現和學術觀點，以通俗的語言介紹給更多人，這就是第四類的科普文章。
然而，我在田野中的見聞，在閱讀時的感想，對社會、人生、曆史、世味的體悟，卻不能裝進前面提到的四種文體中。是以，這些“額外”的生活就逐漸形成第五種文體。
1995年，在參加工作之初，我就開始寫一點雜文，給《杭州日報》的“西湖副刊”投稿，因為編輯老師的鼓勵和接納，我一度很有寫作的熱情。
2001年以後，想法有所變化，我認為考古工作者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業務上。我夢想成為一名純粹的考古學家，于是長年奔波于田野，先是做瓷窯址考古，後來從事宋代墓葬和城市的調查、發掘和研究，編寫發掘報告之餘，偶爾也寫學術論文，漸漸地，疏離了雜文寫作。
現在回頭看來，這種非黑即白的想法，殊為無謂。田野考古工作者畢竟不同于一般的“書齋學者”，幾十年的考古工作，雖然辛苦，積累卻可觀。除去新發現的艱辛和喜悅，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際關系、工作協調所帶來的經驗與感受，就已足夠多姿多彩。盡管我深知，随着學科發展，考古行業更加專業化，對大多數的“考古工程師”和“考古科學家”而言，那些個人化的感慨、體驗和情緒，是被視為“科學性”的沖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我始終認為考古報告、學術論文這幾種文體，無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如果隻編寫報告或論文，而摒棄了田野中曾經感動過自己的見聞，摒棄了對人生、社會和曆史的體悟，豈非“撿了芝麻，丢了西瓜”。
生活閱曆的積累，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認知。2009年，當我重新開始寫作雜文，偶爾翻閱此前的舊文章，便時有“悔其少作”的感慨，以為從前的寫作太過依賴模仿和書本，過于看重從考古材料中抽離出來的抽象知識，卻忽略來自考古田野中的生活體驗和個人情緒。對一個有志于寫作的考古人而言，這當然是不劃算的。
我不是專業的作家，也不是書齋裡博覽群書的學者，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尋找寫作的揚長避短之道，自忖無法在文采、學術上勝于人，隻好努力從田野考古的第一手生活中取材。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讀書，指引我在田野中發現問題；行路，確定我寫出别人筆下所沒有的文字。
考古人強調田野中的直接經驗，自是職業本色。我隻在浙江從事宋元考古工作，具體的實踐必受局限。不必說做論文，即便是寫雜文，我也從來不敢寫到浙江以外的地方，不敢涉及唐代以前的事物。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身份，似乎限定了我的思維，我的實踐紮根于土地，寫作也必須紮根于此。這個身份有其壞處，偏安一隅，束縛視野，但也有其好處，田野實踐確定我思想的新鮮度和題材的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為主持南宋呂祖謙家族墓地調查、參加雷峰塔地宮發掘、主持南宋趙伯澐墓的搶救性考古工作、在浙南山區組織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謂禮文書》的生活，是唯一的。學者的文字，多數是從話語中産生話語，從文本中産生文本，雞生蛋，蛋生雞，子子孫孫永寶用。而我紮根于田野，努力從常人的經驗出發，思考古人的知識問題，從田野而非書本出發生産新知識和新趣味。這才是考古工作者應該堅守并追求的美德。
這本剛剛出版的雜文集《考古四記》，有的文章寫于20多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的三年疫情期間，更多的則完成于2009年至2016年之間。既然以“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曆史人生”為書名，萃于一編，遂大緻分為四類，以契合主題：“考古記”篇，是本人參與過的考古發掘項目的記錄，當然是個人化的記錄文本，而非全知全能視角的回憶錄，希望能夠帶領讀者重返考古現場；“田野記”篇，是田野調查中的見聞和思考，個别篇章可能有點學術考察報告的面貌，然其底色，終歸是第一人稱的抒情遣懷；“曆史記”篇，有的是讀史、觀展劄記，融入若幹個人的考古工作經驗，有的簡直就是學術論文，隻不過寫成了我個人喜歡的格式；“人生記”篇，以淡筆寫濃情，追憶工作中的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在字裡行間，盡量呈現可貴的人情世味。最後，以一篇名為《考古一線的酸甜苦辣》的個人訪談作為“後記”，闡述我對考古學科、考古工作、日常生活、文物保護、學術研究、業餘寫作的看法，是為全書的總結。
以上分類隻是聊備一格，但是考古、田野、曆史、人生的“四記”，确實可以覆寫一個田野考古工作者生活與工作的主要方面，四組文章也具有共性，即以說古代物事為主，且多取材于本人的直接生活經驗，将田野、讀書、考古、曆史、個人情感、生活體驗，整合起來，煮一鍋百味雜陳的文字。雜文雖小，也要盡量呈現個人完整的喜怒哀樂，是我一貫的追求。
這一組文字，形式多樣，主題各異，或活潑、或嚴肅、或深沉、或輕松、或悲傷。整體而言，是一種文藝性的文集。前段時間修訂舊作，發現自己早年的作品，情感充沛，多數文字是情緒驅動的，而不是知識和學術驅動的。而今年過半百，由衷認為這些從真情實感出發的考古記錄的可貴，當年如果能夠多寫一點就好了。一個年齡段隻能寫一個年齡段的文字，年紀大了，考慮學術問題可能會更加全面，而情緒的力量、文字的感染力都弱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古話說得對。
這一組文字，在形式上，我不願稱呼它們為“随筆”或“散文”，扪心自問，我的寫作态度是認真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既不随便，更不散漫。文體模糊，未必是壞事，恰恰可以說明這套文本的獨特性和辨識度。因為考古工作和考古生活足夠複雜，文章的主題和趣味必然也“雜”，那麼，就叫它為“雜文”吧。
這一組文字，在内容上，如果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都來自田野大地，我嘗試将田野、考古、讀書、曆史、個人情感和生活體驗整合起來，揭示文物考古與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的關聯性，以證明考古事業與我們多數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關。這些年來，個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變，但我始終想做成一件事，即想證明考古是人民的事業——文物承載着曆史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家鄉或城市的靈魂，凝結着無數代人的情感和創造力，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我們自身的生活環境。這也許可算我至今未敢全忘的初心吧。
考古工作者走過很多路，吃過不少苦。路不能白走，苦不能白吃，在考古發掘日記與考古發掘報告及學術論文之間，存在無數種不同的文章做法。有志氣的考古人，如果有可能，還是要在中間過渡的“灰色地帶”，充分實踐、嘗試各種表達的可能性。如此說來，這一組文字也可以視為我——一個田野考古工作者的文本實驗的成果。
（作者：鄭嘉勵，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