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田曉菲《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一書從社會場域切入，展現出情感偏差與視點下移兩大特征。
以文學場域探讨，建安文學涵納曹魏政權文學話語權建構者、助力者及扭轉者三方勢力的博弈。以經濟場域觀之，利益驅動與女性參與成為探讨建建構安文學的兩端。
一、情感偏差與視點下移：社會場域下的建安文學
文學概念寄寓的情感差别，是社會場域下建安文學的突出表征。
首先，田曉菲敏銳地感覺到“建安”“三國”概念在能指與所指方面存在的偏差———二者指向大緻相同的曆史階段。
但前者更多地表現為對文采、文化的懷念，突顯出雅文學的性質；而後者更多是對武德、武藝的書寫，充斥着俗文化的流行氣息。
按照吉川幸次郎的理論，建安時期發生了社會氛圍的轉向。群雄逐鹿中原、政權更疊頻繁的混亂背景，加上瘟疫橫行的不幸現實，共同促進了時代文學倫理觀念的變化。
這種變化首先展現在作者的創作心理方面，即憂時傷世、緬懷逝者。
袁濟喜教授指出，漢魏士人在經曆了長期戰亂、時疫和政壇之禍後，逐漸養成了孤獨心态。
這樣的心态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即表現為獨特的孤凄之美。
這一時期的文人受到親友密集死亡的現實刺激，産生心理震撼，因而文學作品中人生苦短、及時享樂的主題并不鮮見。
據此，田曉菲認為建安文學在誕生之初就已經帶有時代的死亡氣息。
正是這種對時間的空前敏感，促使建安文人産生了積極立言的心理，被黑暗氣息籠罩的建安才會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蓬勃發展的“活水之源”。
而待到西晉、唐宋時期，社會場域的再次變動促使社會氛圍再次發生轉向。
在這一轉向下，建安時期的主要文學意象本身所具有的哀傷氣息和文學内涵，也慢慢因後世文人政治傾向上的“反魏”而“變味”———原本寄寓其中的進取、簡樸内涵逐漸被奢靡、享樂替代。
後世對曹魏的道德批判使“建安”呈現出與早期不盡相同的面貌，而“三國”得益于後世的不斷改造、演繹，逐漸在民間廣泛傳播。視點下移，是社會場域下建安文學的又一面相。
二、三方勢力的話語博弈：文學場域中的建安文學
在《赤壁之戟》一書中，文學場域話語權鬥争是貫穿全書的叙述主線。
誠然，在建安文學的營構中，曹魏政權始終掌握較多的文學話語權，但其中亦彼此穿插、融織着曹魏政權文學話語權建構者、助力者以及扭轉者三方勢力的博弈與鬥争。
2.1文學話語權的建構者
田曉菲明确指出，文學場域下建安文學内部有“企圖占據統治地位的人”，這個人便是曹魏政權文學話語權的掌舵人———君主曹丕。
田曉非雖也從曹丕的文學理論層面入手，但在比較曹丕的“七子”說與曹植的“七子”說後，她發現曹丕在創作時常常對已逝文人進行關涉。
這從側面反映出曹丕在權力建構之初就已将死亡氣息帶入建安文學之中，也意欲标舉自己于彼時文壇的霸權地位。
不言而喻，曹丕存在顯豁的文化争霸之野心，因而他格外重視對文學話語權的争奪。
以文化霸權理論來看，誰能獲得文化事業的霸權，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政治正統性，而政治正統性更确切地反映在誰掌握話語上司權的問題上。
是以，作為建安文學話語權的建構者，曹丕基本實作了對文學、政治、法理等多個領域的統禦。
田曉菲在說明曹丕争奪文學話語權的問題時，主要将其書信作為例證。
建安時期的尺牍書信遺留較多，國内較早系統讨論建安書信文學的是陳廷玉的《建安文學尺牍研究》。該文對建安時期的尺牍進行了詳細分類，但文中的理論分析較為單薄。
在爬梳整理曹丕的書信、诏書、傳記等多方位資料時，田曉菲特意從公、私兩個層面關注曹丕對增強魏國文化軟實力、實作魏國文化霸權的明顯需求。
于私而言，曹丕在書信中對衣食品評表現出情感分明的個人喜好。
借由書信，曹丕展開了與劉祯、繁欽、鐘繇等人的言語角力，力圖在内容和修辭等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
田曉菲認為這種強烈的勝負欲、将自身的愛憎喜好作為統一的強制化行為，正是古代帝王禦人術、文化霸權的展現，是曹丕試圖成為文化支配性力量的嘗試。
與此類似，福柯也指出權力正是通過“全面禁止”“不得如此”等禁令被應用到所有的社會形式和所有的從屬關系中。
政治精英階層制定的審美标準反映的不僅是個人的審美取向，更是特定群體、社會、時代的審美趨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于公而言，田曉菲由記錄宴會的碑文出發，認為魏國頻繁舉行宴飲的原因是該行為具有團結各方、安定群眾的社會功效。
宴會席上的表演不僅是音樂雜技的演出，更是一種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舞台展現。
2.2文學話語權的助力者
對曹魏集團的建安文學話語權建構而言，當代及後世的貴族文人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
《赤壁之戟》中同時讨論了曹魏集團麾下的臣僚王粲以及進入北方文化的南方人陸氏兄弟等幾股力量，對助力建立曹魏文學話語權的各色文人進行了詳細闡釋。
建安時期，王粲作為傳統世家大族的代表，是“前代文化記憶與文化知識的傳遞者”。
其不僅在公開場合稱贊曹操遠勝袁紹、劉表，還在酒宴上自覺扮演“守分豈能違”的門客角色。
從王粲創作的《公宴詩》等文學作品中不難看出，其與曹魏集團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利益共同體關系。
王粲個人的政治傾向，代表的是建安時期依附曹魏集團、服膺文化權威的一批世家文人的立場，但權力的流程是動态、雙向的，上下雙方處在一個動态博弈的過程中。
從這一角度來看，即使王粲等世家文人依附曹魏集團，他們也深度參與到了曹魏政權文學話語權的建立與鞏固過程之中。
《赤壁之戟》認為，君臣宴會可以被看作一場利益交換活動。作為宴會賓客的臣下需獻詩以明忠誠，作為宴會主人的君主則為之提供食物等獎賞以作報酬。
在此過程中，被助力者需要得到文學話語權上的認可與支援，助力者亦需要得到相應的回報及保障。
西晉時期，從東吳來的陸機、陸雲兄弟出于對曹魏文學權威的仰慕，自發提供了文學話語權上的助力，進一步鞏固了曹魏集團的文學霸權。
田曉菲認為，他們的“北方書寫”常常表現出對曹魏王朝的向往和懷舊之情。
2.3文學話語權的扭轉者
在文學與權力的關系中，田曉菲充分關注到權力的可持久性問題。
曹魏政權辛苦建立起的建安文學統序，正如其政權命運一般，無法實作“千秋萬代”的永固願景。
失去政權的庇護，文學話語權就難免存在權力轉向的可能。
在樂府詩中，陸機強勢幹預曹魏遺留下的經典話語，轉而融入自己作為南方來客的身世感想，對北方樂府已有的題材進行了創新與改寫。
在五言詩、拟古詩領域，陸機以詩歌象喻和重新叙事的方式對建安留下的文學作品進行再闡釋，以期留下更符合其内心對建安文化想象的作品。
最為明顯的是，建安詩歌所表達的“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對立，到了陸機筆下卻被扭轉為“胡”與“越”的種族、文化對立。陸機此舉，意在使來自南方的自己避免站在建安曹魏文學的對立面。
三、利益驅動與女性參與：經濟場域裡的建安文學
建安三國時期的故事在明、清兩代被不斷改編成戲曲、小說、話本，在民間廣泛傳播。
改編文學的流行反映出群眾對三國文化的喜愛，但在這一表象的背後，卻是戲班與書商在巨大利益驅使下的“精準營銷”。
圖書出版業的持續興旺，使得江南、蜀地、湖廣地區的刊刻作坊層出不窮，話本小說在民間迅速普及。
以江南為例，因文人群體較為集中、文化積澱濃厚、藝術領域成就突出、經濟消費水準較高，文化生産多布局于此，文化教育向下層群眾普及的速度遠超國内其他地區。
這一時期，書籍消費市場的目标客戶也逐漸由上層文人轉向中下層文人甚至庶民。
需求決定市場，文學生産活動在逐利本質的驅動下，将話本小說帶入創作和消費的高潮。
同時還應注意，文學場在場域理論中時常處于從屬地位，受到來自政治場、經濟場的擠壓。
進入２１世紀後，現代的文學書寫以及當今學者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闡釋已無法完全排除經濟場的“侵擾”。
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使文學場逐漸向經濟場妥協，經濟場的商業邏輯進一步支配文學場。這樣的現象同樣延續至今。
雖然經濟場域中衍生出種種負面效應，但《赤壁之戟》一書也提到了一端益處，即現代女性開始參與到建安文學的同人生産和消費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古代衆多文人建立起來的政治話語體系。
然而，田曉菲也發現，創作建安時期男性文人的同人作品，在直覺反映出女性深度參與到建安文學生産和消費的同時，卻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強化建安男性的話語權地位。
結語
《赤壁之戟》最大的優勢便是其通覽式全局視野，這對今後的文學還原研究具有範式意義。
其價值不僅在于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性把握以及對研究路徑進行開拓性完善，更在于對研究内容的現代意義進行深度性開掘。
如《赤壁之戟》末章對當代三國同人文學、電子遊戲、電視、漫畫、卡牌遊戲廣泛流行的讨論，昭示着今人對建安文學的建構仍在繼續。
參考文獻
《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
《魏晉＂文學自覺＂與文學場域的形成》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