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教師在黑闆上寫下“邯鄲事件、欺淩、霸淩、留守兒童”等關鍵詞，說起近日發生的邯鄲國中生遇害案。黑闆上方張貼的“認真做事，坦蕩為人”八個紅色大字格外醒目。課堂上有大約20名學生，看起來年歲不大，穿着統一的藍色校服。有兩名身穿制服的人站在教室後排，他們被稱為“教官”或“陪護人員”，負責應對突發事件。
3月22日，《中國新聞周刊》在北方某縣級市一所專門學校看到了這樣的情景。專門學校，是指“對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和矯治”的場所, 學生年齡一般為已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
近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頻頻引發關注。清遠市陽山縣13歲男孩性侵8歲女童，但因其不滿14周歲，警方依法未予立案，而是将其送至專門學校。
什麼樣的人會進入專門學校，專門學校教什麼，誰能決定這些人何時出來？專門學校是以引發了各界關注。
北方某縣級市一所專門學校，學生正在上課。攝影/本刊記者 周群峰
誰進專門學校，誰來決定？
上述北方某縣級市的專門學校，是在2022年11月開始運作的。學校由市教育部門和公安部門共同管理，配有一名“教育校長”和一名“公安校長”，采取封閉式軍事化管理。
該校公安校長王海（化名）由當地警察局政治部副主任擔任，長期在該校工作。王海做過多年刑警，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和其他城市一樣，他們市也出現過未成年人盜竊、打架被公安機關抓獲後，因年齡原因，公安機關對他們作出處罰決定但無法執行，隻好讓監護人把他們帶走的事。這也導緻“犯了抓，抓了放，放了犯”的惡性循環，讓警方很頭疼。
“有的未成年人甚至還打擦邊球。比如，他們知道到16歲時，如果因盜竊被抓就應當負刑事責任，是以在此前盜竊有恃無恐。”王海說。
出于上述考量，該校開始運作。開辦資金1600萬元由市财政出資。王海說，開學3個月内，全市的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出現連續60多天零發案。他認為，這所學校的建立起了很大的震懾效果。
專門學校的前身是工讀學校。上世紀50年代，為挽救一些輕微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避免他們走上更嚴重的犯罪道路，工讀學校（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政治理論和文化課）成立。
資料顯示，大陸第一所工讀學校──北京市工讀學校，成立于1955年7月，設有鐵、木工廠和農田、飼養場，學生每周勞動兩天。課程設定、教材與普通中學大緻相同，學生學習時間多于勞動時間。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甯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随着法治的進步，也考慮到外界對工讀學校的污名化，2012年《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正時，将“工讀學校”改為“專門學校”。
什麼樣的學生會被送入專門學校？
一名今年14歲的男生，因參與打群架和用自行車撞警察成了這所專門學校的學生，為期6個月；一名今年16歲的男生，在去年9月夥同他人偷了一輛電動車，還把一個煙酒店的防盜窗撬開盜竊香煙等，也被送到了這所專門學校。
苑甯甯說，總的來說，這些未成年人都必須有嚴重的不良行為才可入專門學校。何謂“嚴重不良行為”，在法律中也有明确規定。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嚴重不良行為是指未成年人實施的有刑法規定、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以及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體包括結夥鬥毆，追逐、攔截他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财物等尋釁滋事行為；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器具；毆打、辱罵、恐吓，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盜竊、哄搶、搶奪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财物等9種情形。
苑甯甯強調，并不是說具有嚴重不良行為，就一定可以送進專門學校。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具有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情節惡劣或者造成嚴重後果；或多次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等情形，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後，才可以将其送進專門學校。
而根據法律規定，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是由教育、民政、财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公安、司法行政、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共産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專門學校等機關，以及律師、社會工作者等人員組成的，研究确定專門學校教學、管理等相關工作。
在上述專門學校，學生主要是曾因盜竊、打架等原因被警方抓獲過的未成年人。這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和問題家庭孩子占比90％以上。目前，學校共有48名在校生，其中男生40名，女生8名，年齡最小的12歲，最大的17歲，共分為3個班級。
其中，有一名學生的罪錯性質較為嚴重。15歲少年張佳佳（化名）生于同省另一個縣的農村，有兄弟姐妹五人。他說自己在國小四年級就辍學了，大約10歲開始偷竊，父母規勸不了也就慢慢對其疏于管教。
12歲那年，因一塊手表丢失，他懷疑是一位老人拿走。據他回憶，去索要時，對方不給，且罵了他。為了給對方教訓，他一把火将老人房子燒了。火勢變大後，他害怕了，打電話報警，但老人還是葬身火海。
一段時間後，張佳佳離開了看守所，又因盜竊被警方抓獲。2023年年底，檢察機關建議将其送到這所專門學校，接受一年的教育和矯治。
苑甯甯結合自己的調研說，從全國來看，專門學校的生源有兩種，一種是“申請送”的“家送生”，由未成年的父母等監護人或其所在學校提出申請；另外一種是“強制送”的“警送生”，由教育部門會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依法做出決定。
而在上述專門學校，隻有警送生。王海稱，曾有一位母親報警說，孩子的父親外出打工了，她管教不了孩子，有時候孩子不順心還會打她，她想花錢把孩子送到專門學校，學校隻能拒絕。“按照規定，警送生和家送生要分區管理。我們校條件有限，暫時還接收不了家送生。”
湖南省嶽陽市的一家民辦專門學校則是這兩種生源都有。該校招生辦從業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校現有在校生600多人，其中家送生500餘人，還有不足100人為警送生。
目前，上述北方地區的專門學校對學生不收取任何費用。嶽陽市的民辦專門學校則不同，招生辦從業人員說，該校家送生一年學費為43100元，嶽陽市有些縣市區跟校方簽訂了協定，這類學生學費大約有一半由地方财政兜底；警送生則需要每個月自費大約1000元生活費。
至于學生應在校多長時間，以什麼來決定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離校，王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主要根據他們涉及問題的性質嚴重程度、作案次數等來定。最短3個月，目前最長的時間是1年9個月。
“公安機關制定一個初步意見，建議孩子在校學習時長，然後學校把意見提請到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會根據案件性質，有可能會對時長作出調整。是以說，最終的時長還是由該委員會決定。”王海說。
怎樣教育和矯治？
外界關心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專門學校裡面到底會教什麼？
上述北方地區的這所專門學校學生稱，他們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洗漱、整理内務、跑操、吃早餐，然後到教室上四節課。午餐後午休兩小時，下午上四節課。這些課程中，每天都有體能訓練（跑步、籃球等）。晚餐後，還有晚自習，晚上10點睡覺。周末也不例外。在校期間，他們不能打電話，不能上網，為友善交流，宿舍内裝有對講機。
目前，該校共有14名教師，都是教育部門從其他學校調過來的。開有16門課程，包括文化課、體育、書法、音樂、美術、傳統禮儀等。
該校教育校長李濤（化名）曾擔任該市某鎮中心學校上司。李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校的學生多數處于義務教育年齡段，是以需要為他們上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但教學時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國小沒讀完就辍學了。
“我們摸過一次底，發現有些孩子雖然處于國中年齡段，但國小3年級的數學題都做不及格，乘法口訣都不會背，英文26個字母也寫不出。我們不得不從最基礎的知識給他們教起。”李濤說。
事實上，不同專門學校的文化教育和矯治措施是有所差異的。中國犯罪學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工業大學法學教授張荊長期從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他表示，目前，從辦學性質看，大陸的專門學校有公辦和民辦之分；從牽頭機關看，有教育部門、檢察院、公安部門等。因為還沒有統一指導方針，地方上在開辦專門學校時，都在自我摸索。
前述嶽陽民辦專門學校招生辦的從業人員稱，該校新生第一個月要接受心理矯治和軍訓，然後轉入正常的文化課學習，但每天早晚仍會有軍訓。“我們采取軍事化封閉式管理，全年無休，哪怕是春節，如果不是家長有特别要求，學生們也會在校學習。”
這名從業人員還說，學校的師資分為兩類，一是嶽陽市教育部門派來的公辦老師，還有一部分是學校自主招聘的教師。學校的文化課與義務教育階段一樣，高中年齡段的學生則接受職高教育，開設了電子商務和旅遊專業。
除了文化教育，行為矯治也是專門學校的主要職責。
《中國新聞周刊》在上述北方某縣級市的專門學校參觀時注意到，學校裝了很多攝像頭，監控範圍覆寫走廊、宿舍、教室、停車場、操場等區域，幾乎可以說無死角。陪護人員的宿舍和學生宿舍之間安裝了單向透視玻璃，以友善陪護人員看到學生的一舉一動，在他們出現異常行為時可以及時幹預。
李濤說，新生進入學校時有100分量化分數，個人内務衛生、文明禮儀、課堂紀律等都會和分數挂鈎。“表現好可以加分，反之就會減分。比如罵人一次，被發現要扣除5分。學校每個月都要公布當月各自的分數，并提到加分或扣分的原因。如果分數到了90分以下，就有可能會延期畢業。”
學生如果表現優秀，校方則可以形成報告，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後允許其提前畢業。王海說，目前為止，還沒有延期畢業的學生，但已有提前畢業的案例。
他舉例說，2023年10月，該校籃球隊參加全市中國小生運動會，獲得了中學男子組籃球第一名。其中一個學生是主力後衛，其曾因打架要在學校接受一年三個月的教育，因為各方面進步明顯，加分後提前一周畢業了。
張荊目前擔任河南省一家專門學校的名譽校長，在他的建議指導下，這所專門學校通過心理學的量表測量及訪談，将學生們分為四種類型，其中最典型的是社會罪錯人，這也是犯罪學中是最常見的一個類型，因為社會環境，包括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和交友環境的惡劣而引發的罪錯，“要想辦法改變他們的監護人、學校的教育方法，改變他們的交友環境。比如在專門學校裡應建立外聯部和家庭教育咨詢中心”。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主任李紅勃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學生在入校前曾對别人造成過危害，有的甚至還是較為嚴重的傷害，是以專門學校采取相對封閉的管理措施，也是為了防止他們在學校時再出現傷害行為。但是，專門學校不是少管所而是學校，這些在校生不是“少年犯”而是學生。他發現，從多個案例看，專門學校的很多在校生都是留守兒童或在單親家庭中長大，說明他們走上違法犯罪道路與成長環境存在關系。專門學校要為這些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親屬等看望提供便利，讓學生感受到親情，這樣也能起到感化作用。
王海舉例說，張佳佳剛來專門學校時，不怎麼跟人交流，還經常自稱“老子”。“有一次上體育課，我發現他投籃很準，就誇獎了他。他很開心，此後整理内務等方面也都非常積極。他父母來看望過他兩次，他們也感覺孩子變化很大。”
張荊對日本的問題兒童救助機構“兒童自立支援設施”印象深刻，年齡較小的惡性暴力犯罪者在此被關進“帶鎖的房子”，失去自由。學校把他們作為有發展障礙的“病人”進行診治，會有專業人員對他們輔導治療，這些學生在周末可以由監護人帶回家中休假。
不過，在教育、矯治之後，外界最關心的問題是，專門學校究竟有沒有效果？回歸社會的時候，他們是否有變化？苑甯甯說，專門學校會在學生畢業之後的一定期限内（各個學校規定的期限不同，一般是6個月到2年），通過電話回訪或家訪等形式，看其有沒有再次出現違法或犯罪行為，如果沒有，就算轉化成功。
2016年至2019年，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團隊考察了全國22所專門學校，發現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轉化成功率平均在90％以上。
王海說，他們學校對畢業生的回訪跟蹤到18歲，也就是跟蹤到他們成人為止。作為專門學校無法對他們終生負責，學生們成年後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從學校成立至今，畢業生已有91人，通過跟蹤，目前還沒有出現再次違法的畢業生。”
當然，苑甯甯也指出，“專門學校無法保證他們畢業後就不發生變化。回歸社會、家庭後，如果監護人對他們依然疏于管束，他們也存在重新違法犯罪的可能性”。
王海也發現，一些畢業生還處在違法邊緣，他也擔心他們回到老路。“是以，我們也考慮最低3個月的學習時間是否有點過短。”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未成年人教育的同時，依法懲戒措施也不能缺失。今年3月1日，最高檢也曾明确提出：“對于實施嚴重犯罪、性質惡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懲治、該嚴則嚴”。
北方某縣級市一所專門學校内，學生整理的内務。攝影/本刊記者 周群峰
多個問題待解
資料顯示，近年來，大陸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仍呈上升趨勢。2020年至2023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5.5萬人、7.4萬人、7.9萬人、9.7萬人。
在這種背景下，建設專門學校的呼聲也不時出現。
3月22日，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消息，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強調，積極協調推動專門學校建設，健全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幹預機制，加大教育矯治力度，攜手各方堅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發勢頭。
苑甯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陸的專門學校存在數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特點。目前，全國有200多所專門學校，其中浙江、青海等7個省份還沒有專門學校，其餘省份也隻有一兩所，而貴州每個州市都有。
在《檢察日報》的一篇報道中，最高檢第九檢察廳二級進階檢察官張寒玉表示，以前刑法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2019年收容教養制度被廢除，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養”措施改為專門矯治教育。實踐中，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涉罪未成年人在最高檢不予核準追訴的情況下，本該送入專門學校進行專門矯治教育，卻因現有專門學校數量太少而“無校可去”。
張寒玉認為，目前，多地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尚未設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專門學校的建設工作。張荊也說，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籌建專門學校應由教育部門牽頭，但現在教育部門普遍更注重升學率，對籌建專門學校缺少動力。
事實上，苑甯甯還認為，專門學校的辦學經費比其他普通學校更多，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援。是以，地方上的教育經費可以适當向專門學校傾斜。
另外，這類學校的師資水準還有待提高。有媒體分析稱，專門學校的教學難度明顯超過了普通學校。專門學校的老師不僅要作為學科教師，還要兼任學生24小時的管教值勤工作，在其中充當着“教育者、管理者、監督者”等多重角色，還兼顧學生“吃喝拉撒”的生活管理以及對學生适時的心理疏導，兼任心理咨詢師，各方面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壓力。
張荊把專門學校比作未成年人滑向犯罪入刑道路上的一道保護屏障，是建構社會防衛系統的一部分。“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是一個社會綜合系統，過去，許多中國小校高度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抓升學率，忽視對問題學生的管理，這種狀态必須改變。中國小校法制倫理教育體系建構也是我們社會防衛系統的重要内容。”
多位受訪者還提到了專門學校與法律銜接不足的問題。
張荊認為，專門教育指導委員評估後将一些未成年人送到專門學校，也就意味着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在這種未經法院審判程式的背景下，當事人有沒有申訴權，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有沒有強制職能，是否涉及行政違法問題，今後也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讨。另外，在收容教養制度已經廢除的背景下，如果由公安機關出面，強制将這類未成年人送到專門學校，又容易讓人感覺是重蹈覆轍。是以，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出台指導方針，解決好程式問題，做到程式正義與實體正義相結合。
張荊擔任名譽校長的那所專門學校，在接收新生時，會告知他們的監護人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表示孩子的監護人自願将其送進專門學校，這樣也是為避免出現程式違法等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根據規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作出專門矯治教育方面的規定後，細則應該在一年内完成立法，到現在已近3年，相關細則還未作出。李紅勃說，這表明這項工作存在難度。
李紅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有關部門正在開展專門學校管理頂層制度的研究論證。“如果進展順利，今年規章制度出台後，相關的管理就會統一起來。”
發于2024.4.1總第113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标題：當“罪錯少年”被送進專門學校
記者：周群峰